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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老农61

取经为啥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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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1 18:56 | 显示全部楼层
    言归正传。上次解析到红孩儿的故事,可能大家以为已经讲完了。其实,如果细心的话,就会想到,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没解决呢——那就是本篇开头提到的第四十回与第二十回中两段相似的文字,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作者在偷懒?还是后来的出版商横插一杠?搞出这样的奇怪样子。应该都不是,就是作者有意而为。


    人们都爱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见,同一段文字本来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味。更何况,此处所说的两段文字中,还有有心而为的差异呢。在保持两段文字总体意义不变的框架下,作者通过对关键字词的细微调整,改变了其意义内涵:“如地府”表明了“如身在地府”的意义,暗示了死亡的可能与前景;而“底中见地府”更多是强调了深度感。“挟魂灵台”也是对死亡意象的强化(“灵台”之“灵”同于灵堂之灵,是指亡灵);而“挟魂崖”强调的是高峻的感受。这样,作者通过将表述由传达感受,转换为对场所“功能”的事实性陈述,达到了语义的变换。此外,表述背景的不同也造成了解读的变化。“黄风怪”故事是在哲理层面对思想经验的总结;“红孩儿”故事则是对真实人生经历的总结,有更具体的指向:故事的主角是儿童,解读就要与儿童的特点相联系。同样是运用了叠字,在第二十回,可解读为对形式主义过度注重形式表现的强调;而在第四十回,则可理解为是幼儿喜用叠字的幼稚语言模式的呈现。最后四句,也就此从表现抽象空洞的文字形式(体现的是形式主义),变为了符合儿童特点的儿歌、绕口令的趣味饶舌。本无意义的拗口句子就此生发出了儿童的欢叫喧闹声,让人不由能联想出如下场景:文学家身边环绕着一群爱听故事的活泼欢快的孩子,一起在戏谑地念诵着这拗口的“咒语”,彼此嘲笑着同伴的拙嘴笨舌,开怀大笑。同样,“青石染成千丈玉”替换成“青石染成千块玉”,也更符合儿童的思维认知特征。


    两段文字,字重意不复。作者借由这一“艺高人胆大的奇特作法,无疑会令教条主义者、执著文字表象者,愁眉不展,逼着他们跳出自己的执著,甩掉头脑中执拗的束缚,这当然也是对故事主题的一种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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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4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致所有在人生路上的有志者




作者:愚夫老戎
QQ:821892804




第四篇 一件大活儿


(一)开篇词


    关于《西游记》,大多数人知道的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在吴承恩之前,西游故事已经以各种主题、旨趣、风格、内容、篇幅、体裁或表现载体存在、流传了又好几百年了,其间经过了许多创作者(大多不知其名)之手。现存最早的成文的神幻小说形式的“西游记”大约出现在宋代。


    无疑,这许多种“西游故事”必定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奇思妙想,而这无数巧思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猴子在取经队伍中的出现。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来了:你知道“历史”上,这只猴子第一次在唐僧面前亮相是怎样一个造型吗?是赤淋淋一身毛的兽形,还是光鲜照人的大帅哥呢?这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早期创造者或作者的喜好倾向了,要看他是喜欢讲究排场面子呢,还是更喜欢特立独行、独树一帜。自然,每一位作者有各自的取向和表现方式。说到这儿,我们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是经某(些)人之手将历史上许多位作者的作品集合在一块积攒而成的,你信吗?对于这种说法,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开玩笑——靠着〝七嘴八舌〞、九龙治水,能攒成这么一部独特的、经得起无数人和漫长岁月考验的优秀经典!这无疑是毫无常识的痴人说梦!别的不说,从我们前面两篇故事分析中,就能看出作者的用心之深是匪夷所思和人所不及的。只此一条,已足够表明这样的作品只能出自一人之手。


    如果更全面地来说,《西游记》体现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表明它出自一位独立创作者之手。
    1、各故事情节内容想象奇特、精彩不凡,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创造,体现了作者才情和志向的一致性;2、各故事内容、主旨与逻辑的一致性,反映了作品意义的一致性;3、各个核心人物在意义功能上的前后一致性,体现的是人物结构关系的一致性;4、各核心人物对事业的追求总是指向为人们解决最具普遍性的困难,这是各故事在价值目标选择上的一致性;5、孙悟空火眼金睛、能力非凡,总是与团队中其他成员不尽同步,并一次次导致内部不统一、不团结,容易被妖怪乘虚而入,陷入困局。而在现实人生经历中,吴承恩作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眼光的人,也总会陷入类似的、与周围人意见、观点冲突的困境中。这一特征体现了作者人生境遇与故事情境设定的一致性。


    以上五点表明《西游记》具有鲜明、高度一致的个人风格。这种灵魂与骨架的一致性,当然支持《西游记》是个人创作作品的判断,而否定所谓“集体创作”或“世代累积”而成的说法。至于故事中个别枝节上的错落抵牾,完全不足以颠覆个人创作的结论。当然,这些论述还十分笼统。要彻底解决其中的疑问,最有分量、最有力的证据就来自整部书中各故事共同织就的体系性和它们之间紧密有序的内在逻辑性,即上述第二点。要证明这一点,最简明的办法就是截取整个体系中完整的一段,来考察这一局部的内在结构关系,看其中是否包含着明确、统一的逻辑序列。


(二)“项目”概述


    我们在此要截取的一段,内容可不少(绝对是〝大活儿〞):自第27回至第43回,共计十七回的篇幅。它们共同组成了书中的一个子版块,称为“尸魔”系列。因为这六个故事映射的是一系列具有思想共性的问题,它们共同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逐一解析各个故事的意义内涵(“红孩儿”已解析),来具体呈现这一点。

    当然,由于任务艰巨,这件“大活儿”拟分为五章来呈现,即除去“红孩儿”之外,一个故事分配一章的篇幅,以确保对各故事主要内容的准确解析。那么,接下来,让咱们进入——


第一章 尸魔:我不是白骨精


    话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与挑战,其中必然包含清理之前时代和世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思想、文化“垃圾”。古语就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讲“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除旧,如何迎新?不甩掉赘人的旧货色,如何解放?如何前进?有个成语叫“移风易俗”也与这项工作有关。伟人讲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句话,对于这些垃圾同样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悟空除妖也有郑重其事扫尘除废的辛苦付出。灰尘和灰尘不同,“垃圾”和“垃圾”也不同。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归宿。对可以回收改造的,尽可能回收改造,比如黑熊精和红孩儿;该随见随掸的,就勤扫频拭,比如黄风怪;而该深挖根除的,也不能轻视和惜力,就是要登堂入室,抽丝剥茧,给它来个一锅端、干净彻底,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白骨夫人”。


    这里说的正是《西游记》中最广为人知的那个降魔故事——三打白骨精。这也应该是《西游记》中除了“大闹天宫”之外,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集齐了三大类人物要素:机智、忠勇,又饱受冤屈的孙悟空、暗弱可欺、刚愎自用的唐僧,以及阴险、诡诈、凶残的白骨精。这三大要素的组合,令正常的善恶逻辑被完全颠覆了,极大地激发起读者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厌恶唐僧,痛恨白骨精,同情孙悟空,为之抱不平。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英雄蒙冤的悲剧故事,尽管篇幅不大,只有一回,但却饱满而生动,精炼而予人深刻印象 。同时,也令白骨精的阴险、狡诈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文化辞典里,无法磨灭。这是作者的成功之处。但如果我们以为作者在这一故事上的成功仅止于此,我们对他的钦佩就此止步的话,那却是远远无法令作者感到满意的。这倒不是作者贪心,反而是我们作为读者太容易满足、太浅尝辄止、太过“买椟还珠”了。这个故事的思想文化内涵、它的精髓之处,还根本没有被我们触及呢!


    假如一桌宴席还没开场就结束了,那,忙活了三天三宿的大厨当然不满意了。我们作为客人也不甘心只吃两口凉菜、冷盘,就抹抹嘴站起身走人吧。那得多遗憾、多失礼啊!那么,这桌宴席的滋味该怎么打开呢?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有一个基本而易被忽略的事实:故事的结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令取经队伍面临一个无限大的风险敞口,取经人还懵然无知。正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巨大的悬念才刚刚打开而已。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更骇人波澜的引子,是作者放长线钓大鱼的钩子。这个鱼钩就是唐、孙师徒恶化的关系。经过孙悟空十分卖力的“三打”,的确成功打死了白骨精,降妖算是完成了。可唐、孙的师徒关系也完蛋了。因为打死了白骨精,孙行者却被咱们一向仁慈的唐总给炒了“鱿鱼”,用当下的热词形容是回家“自我隔离”去了,而且肯定超过14天。这是几个意思——故事的第一主角竟然“失业”了,成了靠边站的看客。故事显然没有讲完。这样一个经典的西游故事,居然是个“半截子货”,完成度明显不足。你说,作者在搞哪样啊?他显然是在搞事情嘛!据老夫看来,作者是在放长线,钓后面的故事。那照这样说来,“三打”只是个引子喽,为了在之后制造一场孙悟空缺席的磨难,这么理解当然也说得过去。但显然低估了作者“钓鱼”的胃口,作者要钓的“大鱼”可不是只有后面一个故事,也不是二个、三个,而是更多,并且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系列,这才是真正的大鱼呢!


    是不是啊?真的存在一个系列吗?老夫可没有忽悠大家哦。真不真,等看过随后几章的故事解析就明白了。这里就不在逻辑证明上白费力气了,事实胜于雄辩嘛。咱们就暂且先把这个系列的存在当做事实来看。


    如果真有一个系列,那么,是啥系列呢?具体说,这个系列可以直接命名为“尸魔”系列。尸魔是传说中长期潜伏在人体内,会夺人性命的寄生物,通常是暗中作祟的,一般称为“尸虫”。而作者以“魔”名之,既凸显重视之意,更强调其强大的迷惑性与严重的危害性。再加上“白骨夫人”的名号,又强化了其腐朽、败坏、幽冥的属性。作者以此来象征社会中一些陈腐的基本观念,明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近乎是思想垃圾了,却还牢牢占据着主流的位子,死死控制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人们观念的进步。就像白骨精,明明是妖精,偏说自己是好人,把唐总骗得团团转,生生赶走了降妖的干将,真是糊涂之至啊!然而,前面说了,这些陈腐的观念在现实中依然势力强大,霸占着主流的位子,统治着大多数人都思想,那阵势令人不敢直视,正是:


峰岩重叠,涧壑湾环。虎狼成阵走,麂鹿作群行。无数獐 钻簇簇,满山狐兔聚丛丛千尺大蟒,万丈长蛇。大蟒喷愁雾,长蛇吐怪风。道旁荆棘牵漫,岭上松楠秀丽。薜萝满目,芳草连天。影落沧溟北,云开斗柄南。万古常含元气千峰巍列日光寒。


这些带下划线的词语有效地传达出了它们密集成体系、绵延、曲折、复杂、渊远、威严、强悍又不失秀丽的慑人气场。这一系列特征,和我们前面说的吴承恩时代中那些具有主导性的将腐、已腐的观念可以准确对应起来;而虎狼、蛇兽、荆棘、老树等意象,则又突显出这些古老而强大的思想观念的负面价值与朽败没落属性。这段描述文字,正是对“尸魔系列”开场的第一次预告和提示。


    说到这,有个微妙而关键的问题必须澄清,那就是,白骨夫人可不是白骨精哦。作者为啥给它起个“白骨夫人”的名号?是想给她介绍对象、找老公吗?当然不是。作者是要彰显那些原本居于主流、阳光地位的观念,在实质上已经变为破败、朽坏且阴气十足的负性货色,昭示它们由神变魔、由善变恶、由阳变阴的堕落。可我们通常使用的“白骨精”一词的意涵正好相反,是阴物要返阳、白骨又成精。这与作者的立意是南辕北辙了,是我们对“白骨”一词想当然误读的结果。两种意涵的区别十分关键,决定了斗争的策略将迥然不同。真要有白骨精,那毫无疑问是妖精,以火眼金睛验明正身,一打就灵。可白骨夫人,人家还顶着主流的光环呢,轻易造次不得,可以说是动辄得咎。不拿出点金刚钻来,别想揽这“瓷器活”。想要霸王硬上弓,硬生生铲除人们头脑中那些貌似“高大上”的东西,,那是门都没有的。孙悟空强行三打白骨精,最后落得个“下岗”的结局,当然是失策了。他的失误就在于,即便你有火眼金睛,看出那是一架“白骨”,可那东西在别人眼中和心目中普遍地是“正经人”、“好人”,你要伤害“好人”,那就是天大的罪过。所以,孙悟空的首要难题,不是火眼金睛灵不灵,而是要让人们都有火眼金睛,都能有同样的认识。大家都有了火眼金睛或者共识,那么,降妖就不再是众人眼中的罪过,而是必要的善举。大家就能同心协力,共襄善举;和谐世界,共建共享。事实上,孙悟空到后来再碰上女妖“半截观音”,策略就明智多了:等到妖精罪行败露,师父同意,才施展金刚法力,拯善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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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7 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6-7 17:07 编辑

    但孙悟空三打白骨夫人,在“失策”的问题之上,更有态度的问题。而态度问题才是最核心的。这个态度,就是如何从根本上看待人与人的联系、强者与弱者的关系,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是否认同乃至皈依仁善的问题。答“是”,就是善;答“否”,就是恶。那么,孙悟空心中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着回顾孙悟空与观音菩萨的典型互动表现,来考察这一点。


    在两界山,孙悟空咒骂过观音,因为观音害他套上了紧箍;在观音院,因为丢失了袈裟,孙悟空去南海找观音,却不是去求助,反是兴师问罪,后来还曾调侃菩萨是妖精,态度根本谈不上恭敬,反倒是颇有些自鸣得意,结果被菩萨借机点化了一番;他也一直不把观音的叮嘱放在心上,在鹰愁涧,观音曾嘱告孙悟空,前面还有归降的帮手,要他留心。可是,孙悟空自以为是,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他从心底里觉得——凭他齐天大圣一个人的本事,足可包打天下!请人帮忙?不光是多此一举,简直是对他的侮辱!所以,他一点也不把收服帮手的事挂在心上,一路上只是一味地恃强、逞强、用强,还受不了半点气,若非早早被安上紧箍,更不知会跑到哪里去闯出大乱子来。


    显然,孙悟空只崇信武力,不相信仁善。即便表面服从了观音,也是口服心不服。说到底,一个人执迷不悟、死不放手,是因为痛得不够。孙悟空直到在枯松涧被红孩儿、一个儿童给烧惨了,几乎死在涧水里,才彻底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才知道自己真的也有成为弱者的时候,才明白仁善存在于世的博大与普遍的意义,才真心皈依敬服。而此时此刻在白虎岭上,说老实话,孙悟空心中的仁善成分还是“负值”呢,给自己用都嫌不够,遑论他人。


    孙悟空之所以会有这种问题心态,在于他头脑中依然顽固存在的一种迷信:这世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被淘汰、被踢开。用他大闹天宫时的口号就是“强者为尊”,调过头来,就是“弱者该死”。


    孙悟空的态度问题,也是他性格和思想意识上的弱点,是导致他和师父关系恶化的主因,是他自己身上的尸魔。就性格讲,不用说,孙悟空是个骄傲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目中无人——在人群中总想争面子、拔头筹,不甘落一丝下风的。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骨子里鄙视弱者、失败者、失意者,且唯恐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而一旦自己碰上任何有受气,受屈、被鄙视嫌疑的情形,对他可能都意味着变成弱者或失败者,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为了不使自己成为自己心目中可耻的失败者或弱者,只要有人攻击他,甚至只是揭他的短(如叫他“弼马温”)他都会毫不留情且迅速地给予严厉的回击,哪怕是稍有宽柔、犹豫或示弱,都是不可接受的。象鹰愁涧对付小白龙(包括收八戒和沙僧时)明明只要孙悟空一通报身份,便可“秒和”,他也不肯给对方这个面子。还有,如除六贼、观音院助火、五庄观推倒人参果树,以及下面要说到的痛击花果山捕猴猎人等,有许多例子可以清楚地证明孙悟空一味恃强、用强、绝不示弱这一特点。很显然,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心中绝对还没有对弱者主动施行仁善的意识(对自己人有时除外),这更是一个思想意识上的大问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孙悟空被唐总冤枉,驱逐了,他也不去找观音,求安慰(在“真假猴王”一难里,他正是这么做的)。这说明,他在情感上,与善是不亲的(观音就是善的象征);在价值观上,对于仁善是不信任的。


    取经一路上,唐总一直在仁善这一点上对他进行批评、帮扶、教育,但因为没有找对病灶,未发现他崇尚武力、鄙视弱者的心病,故至今仍是收效甚微。眼下,刚到白骨夫人的山场、白虎岭不久,唐总提出搞点斋饭的要求,这孙悟空的老毛病就又犯上了。这个阶段的孙悟空还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凡人的脆弱劲(这脆弱正是需要仁善意识去包容的)。偏偏唐总还是其中的典型:动不动就担心害怕,还不扛饿——动不动就要吃饭,真是啰嗦!不耐烦的孙悟空就想赶紧让他断了念头,消停会儿。于是勉强掩饰了一下态度,开始怼唐总,“行者陪笑道:‘师父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买处,教往那里寻斋?’”这是跟师父恭敬回话的样子吗?明明是在居高临下教训凡人嘛。唐总法力是不行,但脑子够用呀。他当然不能接受孙悟空这样不逊的态度,当即教训、指责起来:“你这猴子!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在石匣之内,口能言,足不能行,也亏我救你性命,摩顶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孙悟空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只能硬给唐总贴标签、暗暗给他安了个“不体恤下情”的罪名,安抚一下自己受挫的尊严。“行者道:‘师父休怪,少要言语。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违慢了你,便要念那话儿咒。你下马稳坐,等我寻那里有人家处化斋去。’”几句对白,孙悟空此时的心理状态就显现出来了。作者用这样简明的手法揭开了白虎岭危机的幕布,并提示了危机爆发的一个核心爆点——孙悟空的个性因素。


    孙悟空的个性让他容易与众人疏远,脱离群众,结果就容易变成涸辙之鱼,离干死也不远了。作者以此为焦点、拖放长线的动作便体现在下一回的开头,用浓笔重墨大幅渲染了孙悟空的个性因素,借此透视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却说那大圣虽被唐僧逐赶,然犹思念,感叹不已,早望见东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这一声望洋兴叹,饱含着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怅然,正是那“海底游鱼乐,天边过雁愁。”眼看就要回到当年的乐园——洞天福地花果山水帘洞了,孙悟空非但不乐,倒反兴起“过雁”之愁,满腹的委屈、哀怨,无尽的空虚、凄惶,可见,失去了取经人的身份,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这不仅是“失业”的问题。在孙悟空看来,自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自己就成了可耻的失败者,所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浸透了一个曾经骄傲无比的失败、失意者内心无限的曲折、辛酸和凄楚。虽说已摆脱了五行山的重压,可取经才是他翻身的最佳、甚至唯一的机会。丢了取经资格,就丢了全部,将永远是个失败者,人前抬不起头,话也说不响,此生再无乐趣。可是,自己的委屈根本无人谅解,无从解释,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真是进退两难,无计可施。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而孙悟空暂且还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故此,除了郁闷之外,还是郁闷。即便回到花果山老家,他也高兴不起来。


    偏偏就有一伙不识相的“无良”猎人,还无休无止地上山抓我猴子猴孙,吃肉、戏辱,真是得寸进尺,哪壶不开提哪壶,直戳我心头最痛处,是可忍,孰不可忍!孙悟空一肚子怨气,便一股脑倾泻在这群不幸的猎人身上。等他下死手一举消灭了上千的平民猎户,造完了孽,“大圣……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至此,吐出了胸中一团恶气之后,孙悟空也已经不否认自己的的确确就是个恶和尚了,唐总不要他做徒弟,绝对是正确无比的决定。至于孙悟空打死的白骨精是不是真妖精,倒是个次要问题了。孙悟空自己认清了这一点,接下来如何反思自己的问题,就是他“宅家隔离”、自问自答的事了。作者很明智地搁笔不写了。直到“猪八戒义激猴王”时,作者才让行者自道,这次回家沾了妖精气了,需要下海净身,才敢去见师父云云。这表明,孙悟空的确完成了反思,明白了善恶不并立的道理,心甘情愿去努力做一个好人——即第三十回,小白龙口中“有仁有义”的人,甘愿为他人负重、付出,不再做一个任性挥洒、无牵无绊、来去自由的“妖仙”、“野神”。


    因此,我们可以说,“三打白骨精”时,孙悟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个“恶人”;而当他再次出手拯救师父时,已经蜕变成一名堪称好人的“新人”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留到下一章“智取黄袍怪”来揭开谜底。我们在此要关心的是,造成孙悟空这个恶人之“恶”难以为继的白骨夫人,为什么能如此恰逢其时地出现,几次三番地“帮助”孙悟空充分展示自己的“恶面目”,从而诱发了其随后的成功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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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9 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如今,在许多读者中间,流行着一种关于《西游记》内涵的庸俗关系学式的观点,认为西游路上妖怪的最后死活,不是由其罪恶的大小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妖怪的后台背景和人脉关系,是所谓“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没有后台的妖怪才被打死。”白骨夫人就是这样没有后台的妖精,所以才被“凄凉”处死,仿佛白骨精的死还染上了一丝值得同情的悲情色彩。显然,故事是死的,听故事的人是活的,有人能从故事里听出这种社会不公来,那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醉翁之意不在酒”,却与作者的意思没什么关系。


    中国人向来重视人脉背景、人际关系,这是职场风气、社会关系学。但不能拿来随意套在《西游记》身上,张冠李戴。《西游记》是一部创新之作。作者自有一整套创新的价值理念,为的就是释社会之“厄”(《西游记》开篇诗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他怎么肯轻易落进庸俗关系学的死套子里去,那又谈什么释厄?岂非老方一帖,明珠暗投么?


    单就妖怪在故事中的结局是死是活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人脉,而是它在人生修行寓意上的象征内涵和作用。象前面解析过的黄风怪(黄毛貂鼠)没死,不是因为有如来在罩着它,而是因为它象征的教条主义在现实中很难根除,容易死灰复燃(参见前面的相关解析)。而白骨夫人的灭亡,也是因为人群的进步,新的最终必定会取代旧的,这是哲理,不因其他。同时,孙悟空强行超越人群进步的节奏,过分超前时代的脚步,早早打死白骨夫人,则暴露了他的“少”不更事和性格弱点。作者也借此提出了释厄的策略问题、态度问题。


    那么,作者为何在此处提出了策略问题和态度问题呢?取经队伍来到“蛇回兽怕”的白虎岭,遇到的却是个善于迷惑人的白骨夫人。它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可怕在容易让自恃高手的人轻敌:好像面对的是一个孤身妖怪,好对付,可速胜;其实,孙悟空的对手是整个社会,是一个软性的观念之网。一旦轻敌,必然摔一个大跟头。这样就反映出一个基本的策略要求:什么样的妖,用什么样的“药”。而白虎岭的特殊之处在于,尸魔、白骨夫人的“妖”是人心中的“老妖”,人们“病”的很重,而不自觉,故是“慢病”,需要耐心对症施治,急郎中下猛药,容易把人治死。所以,这既是策略问题,也是个态度问题。这一层,咱们前面已经在孙悟空的“急”和“猛”上分析了。至于妖精的“妖”,我们要到随后的几个章节中去一一具体详察。毕竟,尸魔只是个统称,只代表妖的共性,前面也已说过了。因此,我们在此着重考察的是白骨夫人出现的时机问题,也就是它在整部《西游记》的修行“路线图”中所处的位置问题。


    从全局看,取经人来到这儿,出现了多个第一:这是取经队伍汇齐后第一次降妖,也是取经路上第一次有妖怪为了“唐僧肉”的奇异功效来主动算计取经人,之前从未听说过“唐僧肉”的传言。再有,这是取经人吃过人参果,离开五庄观后的第一场磨难。有了这些背景变化,表明取经人(修行者)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修行阶段和新状态了。


    之前,取经人刚在五庄观有幸吃到人参果,这神奇珍贵的果子,“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堪称“长生不老果”,故第26回结尾时说:“那长老才是:有缘吃得草还丹,长寿苦挨妖怪难。”(“草还丹”是人参果的别名)这是书里第一次将唐僧与长寿联系到一起。换言之,唐僧不是天生就长寿的,而是有缘吃了人参果之后,才变得长生不老的。是不是有点意外呢?而白骨夫人说:唐和尚“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这显然是带有误解的真话,误解了唐僧长寿的“原理机制”。关于这个机制,咱们不妨脑补一下:具有长寿属性的唐僧却还附带有能传递长寿属性的特异功能,不能不说,和他珍稀的原体“体质”关系密切。大约由于这样的“体质”,人参果的长寿“功力”也能直接保留在这样的身体里。因此,这样的身体从一定程度上看,就是“人肉版”的人参果了。而孙、猪、沙三人不具有原体体质,无法保留人参果的功力在体内,这一功力只是被身体吸收转化掉了。故而,其身体不具有助益他人长寿的功能。当然,这种推论即便成立也只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逻辑,至多算作故事情节得以成立的隐含前提,不足为训,不值得明言。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


    但从修行寓意上讲,人参果故事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点。人参果故事之前,取经队伍刚刚汇齐,从寓意上说,这标志着修行者的内心世界或心理结构的各部分都已被充分激活动员起来,不论是意识(孙)、情绪本能(猪),还是无意识或潜意识(沙),也都得到有效的梳理,凝聚为一个初级的整体,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一齐努力修炼,从而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可贵成果,作者谐趣地称为“草还丹”(修炼初成之意)。它标志着修行者已赢得了初级的自觉意识和自律精神。这种状态,尽管只属初级,但已超越了人群中相当数量的人们,是相当优秀了,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但决不仅限于此)就是有恒心,做事能持之以恒,不会半途而废。反之,许多人若没有外力约束,很难长久地坚持一件事,无论是健身、减肥、戒烟、戒酒、学习、工作、恋爱、持家、创业。“草还丹”的人,离精英大约也相距不是太遥远了。这样的人,一旦认同了一种思想观念,就会相当坚定持久,能持之以恒。假如他不巧选择了错误的的思想观念或固化了某种性格缺陷,也同样会顽固不化、冥顽不灵,这就相当于妖怪吃了唐僧肉而长生不老。所以说,这吃人是从精神意识层面上讲的,是统治人的思想、精神的意思。而许多人可能多半是今天热衷这个,明天又迷上那个,三分钟热度,没有长性,妖怪吃了他,是没法长生不老的。就拿《西游记》中的女妖来说,她们之所以痴迷于唐长老,没准儿是指望能与“唐哥哥”有一份不朽的爱情,谈一场永不结束的恋爱吧。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取经人(修行者)到了这一阶段,很自然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自我成长的责任。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孙悟空来说,光有火眼金睛已经是不够的了,而是还要“明明德”(充分而全面地把握善的思想),还要“亲民”,还要达于“至善”。因此,取经人的使命就格外地任重而道远了。要负重,就不能独逞个人英雄,要团结众人。要亲民,就要隐恶扬善,不断磨练自己的性格、意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还要逐步提升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学会乃至创造有效的方法策略。这些都要求取经人(修行者)不断除旧布新,迭代升级。而除尸魔就成为当务之急。尸魔不仅象征旧文化的精神、思想糟粕,还象征一个人心理和人格上的“负资产”。孙行者的“傲”与“恶”,就是他自己的尸魔。不斗倒自己性格上的尸魔,也无法应付外在的旧文化垃圾。因此,尸魔就成为凝结着个体的历史之厄与社会的历史之厄的浓缩符号,成为一系列具有历史回溯性之难题的标签。白骨夫人的作怪,看似仅黄蜂一刺,实则绵绵不尽,如滚地闷雷,自深处摇撼灵魂,一遍遍警醒着取经人——不了解自身来路和历史、不能有效突破旧我的人,找不到未来。这样的提醒,对于那些打算探索未来、创造未来(如创业、创新)的人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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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致所有人生路上的有志者






作者:愚夫老戎




QQ:821892804







第四篇 一件大活儿







第二章 智取黄袍怪





        写下 “智取“ 二字,笔者忽然醒悟到,正是在这里,孙悟空第一次不再单凭以力服人的老招数降妖立功,而是真的用心、用智慧做事,也就是走心了。过去随心而动、肆意追求征服快感的行事风格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行事风格的改变通常经由三种途径:1、其人受到突然激发或强刺激(如大辱或大怒),或者是酒精、精神刺激类药物的作用导致性情大变(比如俗话说的“酒壮怂人胆“,“吃枪药了“,“打鸡血了“),这是由冲动或激情所致,往往缺少冷静的谋划,很难与智取挂上钩;2、其人思想意识发生改变,并以意志做助力,由理性来落实。这是最普遍的途径。比如,“知耻而后勇“。思想意识的改变却可以由激情而引发。比如,孙悟空在被唐僧驱逐后所发生的思想改变,就是在情绪的激荡之下诱发的;3、长期的渐变过程导致了性格的改变。如洗心革面、君子豹变。由性格改变造成的风格改变,是最持久稳定的。不用说,孙悟空此处的改变,应当走的是第二种途径。即便如此,这也是极不容易的,同样会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因为,要克服某些普遍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恰恰是十分困难的。而我们正好也能看到:整部小说中,五个篇幅最大的降魔故事(每个均有四回的篇幅),有三个就在这 “尸魔系列“ 中,就是我们接下来依次要解析的“黄袍怪“、“平顶山“和“乌鸡国“故事。经过了这三道难关之后,取经人便一步跨出了中世纪的堂屋,脚步直接同我们21世纪的人们对接同步了。这其中出人意料的、近乎“穿越“式的表现,要等解读完第三关才能完全揭晓。而这三个难关,也是 “尸魔系列“ 中具有最典型和最突出 “尸魔“ 特征的,堪称三出 “大戏“ 。取经人(修行者)将会在其中遭遇许多意料不到的阻碍和波折,经历诸多超乎想象的奇遇,窥见若干梦寐以求的胜境,达成种种实至名归的正果。而 “宝象国“ ,就是带来这些个好事与坏事的第一处妙所。

        这宝象国本该是取经人离开白虎岭之后的下一站。但书中说唐僧 “听信狡性,纵放心猿“,也就难免要多走些弯路和岔路了。这不,唐僧一不留神,就被远处一座宝塔的金光吸引,自投罗网跑到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的巢穴里去了。——“噫!长老一时晦气到了。你看他拽开步,竟至塔边。但见那:石崖高万丈,山大接青霄。根连地厚,峰插天高。......这所在分明是恶境,那长老晦气撞将来。“ 唐僧真是活该倒霉,用黄袍怪的话说:“这叫做个’蛇头上苍蝇,自来的衣食。’ “ 黄袍怪这样说可不是偶然的,他还说过:“上门的买卖好做。“  可见,他很有一种 “皇帝女儿不愁嫁“ 的底气。实际上,这妖怪还说出过比这两句更托大的话。抓到唐僧后,他第一时间就对唐僧做出如下宣示: “你该是我口里的食,自然要撞将来,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脱!“ 这气焰,只有做垄断生意的大亨才能如此豪横。那么,黄袍怪究竟是做啥买卖的呢?

        看过故事的谜底,我们就能了解黄袍怪这份豪气的来头了。原来,黄袍怪就是天上的奎星,也叫魁星,属二十八宿之一,是天上正儿八经的 “在编“ 神仙,可小觑不得。正所谓 “奉天承运“,他主管着人间读书人的文运与科举呢。想来,那时的读书人想要科举高中,都少不了要拜求魁星多赐好运。故而,明清两代许多城市都流行建造魁星楼(阁),供人拜祭魁星,护佑前程,不少楼阁至今尚存。每逢科举考试,不少考生还会去考场门前的摊贩那里买一个魁星的小塑像,随身供奉,保佑自己的科考前程。这魁星俨然就是科举的形象大使。很自然,这黄袍怪做的买卖就叫做科举。

        这买卖可是皇帝开办的,而且是面向天下读书人开放的,正所谓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谁若通过了一系列考试,最后得中进士,那今后就是朝廷的人、百姓的 “父母官“ 了,锦绣前程、荣华富贵,不可限量!这样的好事谁不向往?就如今天的人们对公务员的 “金饭碗“ 趋之若鹜一样。读书做官,如此好梦,人人在做,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第一要务,谁肯落后,谁敢落后呢?它可关乎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啊!科举也正是在皇权的主导下,以如此的魅力和迫力,控制了人们的思想,统治了人们的心灵。历史上,唐太宗曾就科举说过如下得意的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作为皇帝统治天下,控制人们精神和思想的一件利器,科举自然就是皇权的一个分支,一种延伸,说它披着象征皇权的黄袍,可谓形象准确,毫不夸张。

        既然科举是 “正经买卖“,是世人向往的大好前程,说它披着黄袍就披着吧,可干嘛要称为黄袍怪呢?科举咋就成了妖怪呢?

        要说这科举,可谓是源远流长,正如前面的引文里形容的:“根连地厚“ ,早在隋代便开始实行,以后还被欧洲人效仿。它本是选才用人的良法,且鼓动着天下人读书的风气,大益文教。然而,到了明代,科举的弊端却日益加重了。

        首先,天下承平日久,人口繁密,读书人日益众多。而科举却门狭窄难进(三年考试选拔一次,且名额稀缺。《西游记》中说天庭对奎星是“三日点卯一次”,正是指 “三年一考“ 。因小说中设定 “天上一日,就是地上一年“ ),绝大多数人终究是淘汰的下场,幸运儿仅是凤毛麟角,科举考试早就从人才通道变为了士人进步的拦路虎。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即便皓首穷经,也难得一第。

        再者,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统治者大大强化了科举维护皇权的作用,只许人专注于“四书五经“,一味地教人死读书、读死书,搞得读书人思想冬烘、保守、僵化,不仅无助于文教,简直是毒害精神,摧毁文化。它在正直、进步的文学家眼里,当然就成了妖怪了!

        在民间,魁星的形象本就取自“魁”字中的“鬼”字,吴承恩再给这个“鬼“披上象征皇权的 “黄袍”,于是就有了如今的黄袍怪。这也是深受科举制度荼毒的读书人才会有的创造。清代人就指出过这一点: “今揆(揣度)作者之意,则亦老于场屋(喻举业无果)者愤郁之所发耳。黄袍怪为奎宿所化,其指可见。”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黄袍怪那么轻易地就把唐僧给放走了,根本没把唐僧肉能 “延年益寿” 的 “功效“ 放在眼里。因为,有皇权的支持,科举自能年寿绵长,万寿无疆。世人为了功名利禄就会源源不绝地自动向黄袍怪(即科举)投怀送抱,供他“享用”。黄袍怪自己就说:“我要吃人,哪里不捞几个吃吃,这个把和尚到得哪里,放他去吧。” 不过,放归放,黄袍怪可是还有一个要紧的条件的:“若再来犯我境界,断乎不饶!”
——本老爷的独门生意可不许旁人打搅,谁敢打破我的饭碗,我让你好看!

        然而,正是在这条边境线上,黄袍怪的好日子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与碗子山接壤的是宝象国。宝象国里尽是凡人,本无力干犯黄袍怪。可黄袍怪却从这国里抢走一个 “妙人儿“,也就给自己竖立了一个 “敌国“。然后,这个敌国又变成了黄袍怪儿子的姥姥、姥爷家。这其中的关系可就纠结难缠了。原因就在于那位 “妙人儿“ 和黄袍怪做了夫妻,还生了孩子。比这更麻烦的是,这位 “妙人儿“ 原本在天庭就与奎星相好,两人是偷下凡间,来了结 “前定姻缘“ 的。没有这位 “妙人儿“ 下凡,也就没有黄袍怪上场。这样连环套的复杂纠葛,想要弄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自然要占不少的篇幅,也就难怪作者要写四回的内容了。

        因此说,这位 “妙人儿“ 才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她一面勾连着天庭与妖怪,一面又勾连着人间与取经人。她的悠悠青丝,纤柔又多情,织起了一片纷扰多事的天地,又织就了一幅久远多彩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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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3 1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6-23 13:22 编辑

这位“妙人儿“就是天宫中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又是人间宝象国国王的三公主百花羞。前面我们分析了,天庭中的奎星和地上的黄袍怪象征了同一个对象:科举。那么,与奎星相对的这位上天又下凡的“妙人儿“象征的又是什么呢?这可是故事中最大、最关键的谜题。解开了它,故事的主旨、寓意就清晰呈现了,上面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也能迎刃而解。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吴承恩这位爱跟读者“逗闷子”的作者,究竟有没有留给我们足够的解谜线索吧。


作者留下的第一个线索,似乎是这位人间公主的名字:百花羞。多么浪漫、绮丽啊,还带着一丝民间的泥土芬芳!然而,把它当作乳名,又嫌太文气了,叫着也不方便,显得有些矫情。故事中,国王就只称其为“百花公主“,而且在《西游记》的留传过程中,就有将其改换成“绣花公主“或“百花公主“的实例。显然,这样更改后,才更接地气,更象乳名该有的样子:通俗、顺口、自然、不矫情。那么,这么特别的称呼,可是为了强调公主的美貌?但婴儿再美,能赛过百花吗?很不切实际啊。那么,成年后的公主是否美若天仙,羞闭百花呢?作者似乎根本不在意她的容貌,故事中除了一句“女貌郎才“的泛泛之语外,就没有其他表示了。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百花羞“与公主的美貌无关,而与公主所象征的对象有关。那么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说起来,这个作者真是会难为人。故事中其他有关公主的信息都正常得毫无异象,实在找不到任何破绽。我们不得不撒开更大的网,在她的关联人身上寻求线索。果然,一番搜寻之后,终于有了难得的收获。故事中初次描写黄袍怪模样时,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作者先借唐僧之眼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青面獠牙、面貌骇人的活鬼形象,随后却很意外地写道:“他也曾月作三人壶酌酒,他也曾风生两腋盏倾茶。”这里,前一句明显是借用了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后一句借用了唐朝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的诗句“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又是品茶,又是对月饮酒,还遐想联翩。如此鲜明、脱俗、浪漫、风雅的诗人气息怎么会突兀地出现在恶煞般的妖怪身上呢?这实在是不搭啊!事出反常必有妖。恶煞身上的诗意不由让人想到“百花羞”名字中蕴含的浪漫、风雅气息以及它所牵连的文学典故——羞花的杨贵妃,和同样出自李白的赞美杨贵妃的华丽诗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秾”。……这一番联想,让人不禁豁然开朗了:原来,“百花羞”所指向的就是浪漫与诗意,背后寓意的正是文人那能令百花也害羞的华丽文采,可概括为“文艺”(或文才)。文学的妙笔不仅能生花,更能赛百花,令百花含羞。于是,宝象国的寓意也可一气贯通了:“宝象”就是文人用生花妙笔对现实世界做的文学化的描绘。你看故事中描写宝象国景致的那段文字文学趣味浓厚,诗意盎然,果然华丽的是五彩宫殿,清远的是山水田园,逍遥的是渔樵野处,神气的是宫城街巷。宝象国自然是“出产”和收藏无数“宝象”的文学世界喽。但是,在人间贵为公主的“百花羞“,为何在天宫只是一位普通的侍女呢?其实,想想李白的经历就不难明白个中的意味了:在民间,李白是“诗仙“,可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眼里,他也不过是个“供奉“,诗写的再好,干的也无非同“披香殿”里“侍香”是一个性质,都是御用之物而已,专为皇家增光、润色、添香。古人有言:“习得文武艺,货(即卖)与帝王家。”小说中还特意虚构了两篇冠冕堂皇、文字妥帖、格式规范的皇家文书:一篇唐天子的通关文牒及一篇公主家书,以渲染此意。至此,,宝象国、百花羞这一组独特名号的整体意象就明晰了,正是文学和文艺。


        这可真是叫拍案惊奇,出人意料呢!



        以奎星象征科举,这还容易想到,也容易理解;但以“百花羞“隐喻文艺(文才)、以宝象国隐喻文学这可就让人猝不及防了!谁会往这方面联想呢?更难的是,文学、文艺都很抽象,远比科举要冷门得多,读者们根本就缺少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啊,做《西游记》的读者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这多少也超越了中国人普遍的思维方式:在比拟、象征上总是遵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原则,即大多数人能想到,能认同。但在这个个案中,作者以人物象征抽象对象,则突破了这一默认的原则,更具有个人化特色,倒是很接近西方文化的习惯(常以人物象征抽象事物,如自由女神、爱神等等)而这也正是《西游记》具有强烈作者个人创作特征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作者这种特殊处理是否又尽在情理之中呢?


        当我们的目光通过“百花羞“聚焦到文学世界后,首先会惊奇地发现,百花羞公主的被劫经历恰恰就脱胎于我国文学史及文化史上一位杰出女性的真实人生故事。这位杰出人物就是蔡文姬。东汉末年,大文人蔡邕之女蔡琰(文姬)遭遇战乱,被匈奴劫走,后来成了匈奴左贤王的夫人,历经十二年,期间还生育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用财宝赎回文姬。归汉后,文姬继承其父的文化事业,做出不少杰出贡献,青史留名。这个历经劫难的曲折故事,似乎引发了作者的强烈共鸣,并被他拿来当作讲述另一个“劫难“故事的模版了。


        这后一场“劫难“,一开始居然还是很浪漫、很感人的呢!事实上,就笔者目前所见的所有对此故事的解读,无一例外地都把故事内涵往爱情方向上解析(赞美或贬抑均有),这明显是被作者带跑了节奏。的确,这场“爱情”确实拥有极大的解读空间,也很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但“爱”和“情”未必就只能是“爱情”,作者设想的要比读者更深远些,也更个人化些,是寄予他对读书人命运的深度反思——表面上看,两个深深相恋的天上男神女仙,彼此一往情深,相约私奔,双双逃离人人向往的天宫,投奔人间,并结合在一起,相守相伴,哺育子女。这被称作是“女貌郎才“的“前定姻缘“,看上去还是挺圆满的。但“爱情”却只是表象,它蕴含的实际上是读书人对自身前途命运的理想化期待。原因也很好理解:奎星配公主,就等于文运配文才,相当于读书人有文才又有奎星保佑,绝对是珠联璧合,再合适不过了!只等着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实至名归了。它当然就是一般人眼中求之不得的“前定姻缘“了。

        那么,这么圆满的“好事“,旁人求还求不来呢,怎么才一碰上取经人,就开始破裂了呢?而且越裂越深,最终连个渣都没剩下呢?其中的原因恐怕有两个:首先,你黄袍怪“抢“了人家文学家的文才去陪伴科举,就该保佑人家科举顺利,高中、高中、高高中才是。可传说中美满的“前定姻缘“却只留给我们的文学家很“骨感“的现实:吴承恩一辈子别说进士了,连举人也没捞上一回,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别提多郁闷了!再者,既然不能保佑人家科举成功,那你就该早早把公主好好送回宝象国呀,让文学家能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发挥。可这妖怪偏不,足足霸占了人家公主十三年,耽搁了文学家的大好年华。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耽误了人家十三年,得赔人家多少金子才够啊?人作者能轻饶了你!说笑了。严肃地说,在作者的立场上,即便是让他当了高官,他也一样会反对什么“前定姻缘“的。故事的结尾就很好地体现出这样的价值立场(后面再分析)。单说玉女私自下凡这一节,也同样表明作者对文学、文艺成为御用工具的不以为然。总之,文学就是文学,服务大众,推进文化提升,才是它真正的用武之地。吴承恩一生致力于创作《西游记》,使之能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就是最好的立场证明。与此相左,无论是御用还是被科举所用(去谋求功名利禄),都无非是服务于皇权,是公器私用,与作者的文学理想相悖。在作者看来,就如文姬被匈奴掳劫一样无道。那您说,这“前定姻缘“碰上取经人,还不跟露水碰上阳光一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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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4 13: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6-24 13:12 编辑

阻扰, 接地发布

       虽说这作者厌见“前定姻缘”,但他已经借“尸魔事件”告诉我们,霸王硬上弓是要不得的。黄袍怪的势力可不是好惹的,“前定姻缘”在人间那可是大有市场呢!多少人睡里梦里想的就是这样的“好事”啊!在他们眼里,文才或者文艺如果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也就没必要看重。因此,他们的逻辑就是:假如一个人有文才,那就该去求取功名。如果连功名这么要紧的东西都换不来,那文才等于没有。所以,看一个人有没有文才、文艺,全看他能不能高中。比如“范进中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举前,范进是老丈人眼中的废物。可一旦中举,“废柴”女婿马上就成了令岳父畏惧的“文曲星”下凡了。科举对文才标准的垄断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小说,那是无关痛痒的“小儿科”,做不得数。所以,你让他们废掉“前定姻缘”,把“百花羞”放回“宝象国”,那真是跟吝啬鬼借钱,比剜他们的肉还难!正象作者在故事里总结的:“妄想不复强灭”,黄袍怪也决不肯主动放弃这段姻缘。

        然而,你强任你强,明月照大江。碰上了取经人,这“姻缘“就立地开裂,不但不会愈合,而且越绽越开,逼得黄袍怪不得不设法善后-------跑去宝象国安抚老丈人。那谎言,一个跟着一个,终于牵扯出文学王国的一桩久远公案。老实说,还不止一桩,而是接二连三。

        在此多插一句。文学象征不同于数学公式,不追求严格一一对应,而是会依据创作需要,生发出种种灵活变异。比如说黄袍怪,穿黄袍时,他象征着科举在人间的统治势力;一旦换了衣衫、面貌,变作个斯文的帅哥,来到宝象国时,他的象征意义可就变得复杂了。下面将次第展开探究。

        首先,第一桩公案:明明是妖怪抢亲,为何却说是有媒人呢?这桩公案的判决影响重大,将直接认定唐僧就是老虎,真实不诬。

        其次,第二桩公案:活活摔死两个小孩,孙悟空真的有必要那么残忍吗?剖析这桩公案,将让我们得以用作者的视角洞见《西游记》奇特的前世今生。

        最后,第三桩公案:孙悟空从黄袍怪手里抢来的是什么内丹舍利?通过它,我们将看到黄袍怪最隐秘的身份,并追忆那西游“路”上的似水年华。

        三桩公案件件要紧,还须一一道来。


公案一:我“亲爱”的老虎

         《西游记》第三十回回目(即标题、题目)说:“邪魔侵正法”。什么是正法?自然是文学。什么是邪魔?当然是科举。科举如何侵犯了文学?且看第一桩公案。

        按说黄袍怪抢了人家公主闺女,就该消消停停过自己的日子,最怕娘家人上门吵嚷,索女拆婚。当初,八戒在高老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赶出门,丢了老婆。可黄袍怪却胆大包天,不但不躲,反而倒找上门去认亲,要去做什么驸马。这又是搭错了哪根筋呢?用上海话说:难道是“伊脑子瓦特(坏掉)嘞”?他真的脑子进水了吗?显然没有。那黄袍怪为什么要冒险自己送上门去呢?因为啊,他是有恃无恐。而他所恃仗的竟然是有唐僧在!奇怪吗?可这却是黄袍怪亲口所说啊!他对公主这样讲:“趁那唐僧在那国里,我也赶早儿去认认亲也。”显然,唐僧在黄袍怪眼里还是蛮亲的。可究竟怎么个“亲”法呢?咱们拭目以待。

        前面我们提到,文艺配上魁星,在世俗眼中,堪称班配,即所谓“前定姻缘”。同样的,世人也很真诚地期望自家的读书郎都专心用功在科举正途上,把文才奉献给八股文章。因此,他们从心里巴不得把(自家儿孙的)文艺(才能)交到魁星手里。而这样的世人,对于吴承恩来说,几乎就是妖魔奎星的同伙。既然是一伙儿的,他们自然就很“亲”了。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极不情愿地被其父贾政逼迫着读四书,做八股文,求取功名,痛苦而无奈,时时想着逃避躲懒。贾政也总是对儿子“围追堵截”、“严防死守”,誓要令其就范。父子俩为此如猫鼠一般斗智斗勇,时不时就会搞得家中鸡犬不宁,上下不安。这样的活剧,当年一定也曾在许多家庭中上演过,包括在吴家。就在吴承恩的《禹鼎志序》(参见拙作《西游·奇游》相关内容)中,还无意中透露出吴承恩儿时畏惧家长老师干预其文学爱好的一个细节:“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市即“购买”之意)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这是说,吴承恩做“小学生”时,常到街市上偷偷买些杂书(即“野言稗史”)看,又害怕被家长、老师呵斥并没收(杂书),就自己找个隐秘的所在去读。这是多么平常的生活细节啊,却恰恰折射出所谓“正统思想”对世人的统治力量与牢笼般的压迫。因此,假如吴承恩将自己父亲比作老虎,贾宝玉一定会深有同感,引吴承恩为知音。中国人似乎一直有将家长比作老虎的传统,现在也常常听到“虎妈狼爸”的称谓。而事实上,吴承恩也的确就是这么设计了唐僧变老虎的情节。这一点可以从孙悟空的一番抱怨和挖苦中见出。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孙悟空面对仍是虎形的唐僧说了一番话,相信各位朋友自会品咂出作者心中的隐情。原文如下:“别人看他是虎,独行者看他是人。原来那师父被妖术魇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难开。行者笑道:‘师父啊,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你怪我行凶作怪,赶我回去。你一心向善,怎么一旦弄出个这等嘴脸?!’”(您当年可是把我逼得好紧,把我害得不轻啊!)作者通过展示唐僧的虎形,等于借妖魔之手对家长“助纣为虐”的言行思想作出了有力的揭露与象征性的惩罚。

        为了让唐僧的虎相显形,作者做了许多铺垫。最重要的就是让黄袍怪编了一套真实的“谎言”——黄袍怪对老丈人、宝象国王宣称:“那十三年前……见一只斑斓猛虎,身驮着一个女子,往山坡下走。……公主娘娘教且莫杀,说道:‘……前世赤绳曾系足,今将老虎做媒人。’……臣闻得昔年也有几次取经的,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想是这虎害了唐僧……今在朝中哄骗主公。”

         我们试将其中的要点抽取出来,并转译其象征寓意:
1、虎驮公主离开宝象国,来到黄袍怪面前——虎即家长,公主即文才,宝象国即文学世界,黄袍怪即科举。其寓意即:家长要求孩子把心思和文才用在科举正途,不能沉迷在文学世界里,“浪费”才能。
2、公主教且莫杀(虎)——文艺配科举,世人认为正经、班配,是“女貌郎才”,心甘情愿“做媒”。即便孩子是被家长督促着用功于科举,也会认为家长是对的,是为自己前途着想,而不会(或不敢明着)抗议、反抗(即不杀虎)。相反,还要感激老虎做媒。
3、昔年也有几次取经的……——科举“正途”并不能真正吸引有才华又有文学志向的吴承恩,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边应付举业,一边琢磨着创作自己喜爱的《西游记》。然而,因中科举之毒过深,吴承恩的文学创作也颇受影响,虽几度创作,却未离科举的“魔窠”。在他自己看来,算不得真正的文学作品。“今在朝中哄骗主公”,“主公”即是文学国的主公,就是咱们各位读者。

        此处需要着重说明一下,唐僧在这里象征着吴父。吴承恩在后面的情节中,借孙悟空之口申明:“岂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伤害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这里强烈地暗示了师与父在身份上的重合,尤其是“父子无隔宿之仇”一句也非常贴合故事的背景。而将前面那句俗语调个个儿,作“终身为父,一日为师”就正是吴承恩将父亲比作师父写进《西游记》的真相了。(当然,这也意味着孙悟空就是吴承恩自己了。)但同时,当黄袍怪说“老虎唐僧”是“变作那取经的模样,今在朝中哄骗主公”时,唐僧却又以取经人的身份而象征受科举思想浸染的《西游记》旧作了。

         这样,我们也就基本解决了公案一,判定了唐僧=吴父=虎(这虎是科举伤害文学的帮凶)。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独行者看他是人”。是什么人呢?是世人,也是家人,是父亲。虎为世人,虎为父,父为“虎”,其中的爱恨交织紧密而纠结!
当然,吴承恩早就超越了对父亲的怨念情结,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启发世人,方以自己的经历作为触媒,去象征全天下的“笼中人”与“笼中虎”。因此,这里并没有任何的冒渎和报复。所有的,更多是对人世的感慨与叹息。以往,人们评价《西游记》是游戏中“暗传密谛”。今天,看“黄袍怪”一节,正可印证吴承恩自己说的“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禹鼎志序》)


公案二:有“姻“必有果

        在公案一中,我们已经触及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经历了。但历史早已跨越了四个多世纪,谁能说清吴承恩当年创作《西游记》时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别急,问当事人不就有答案了吗?赶紧的,开始审议第二桩公案。

        这桩公案论的是:百花羞的两个宝贝儿子无端惨死于孙悟空之手,孙悟空真的有必要那么残忍吗?

        说起来,妖怪的儿子,摔死就摔死了,终归也是妖怪么。可这一段情节实在太突兀,显得很扎眼。黄袍怪的两个儿子忽然出场,又迅即殒命。难道就为了给孙悟空的“智取“做个道具吗?而且,他摔死的又不仅仅是黄袍怪的儿子,也是百花羞公主的孩子、宝象国王的外孙,认真算,也是皇亲呢!他们即便没能被哪个菩萨要去当个什么童子之类的,也不至于当着亲外公的面给摔成肉饼吧,而且是有预谋、有计划地行凶。这么凶残,近乎没有人性,这怎么配的上“智取“的光环呢?让人不好接受,也十分困惑。但作者这么自信地安排了,自然一定有他的道理。

        照《西游记》中的惯例来看,凡不是太坏的妖怪,有很多最后都被神仙、菩萨收作部下,避免了死于孙悟空之手的下场。象黄袍怪的两个儿子,应该没做过什么坏事,甚至都不曾走出过碗子山,始终呆在娘亲身边,顶多在波月洞口玩耍玩耍。作者何不让孙悟空把他们送给菩萨做个人情,彼此都体面些呢?然而,大家不要被他们的年幼柔弱所误导,以为他们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俩小儿都曾经是名噪一时的头条“网红”呢!这话从何说起呢?

        俗话说: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咱们就先说那“短”的:俩孩子是有娘的,就是百花羞。百花羞是谁?是文艺嘛。文艺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作品呗。两个儿子,就是两件作品,却都是在科举思想(黄袍怪)渗透浸淫下产出的“妖儿”。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下场不妙。再说那“长”的。当年吴承恩去世后,过了三十多年,他的家乡淮安府编写地方志《淮安府志》,认定创作了《西游记》的吴承恩是家乡难得的大贤高才,理应荣登榜首。于是,就将吴承恩列为“近代文苑”第一人,说他“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在“淮贤文目”中列举了他的作品。但在此处,人们看来看去,“杂记”却只有一种,就是《西游记》。这就不好懂了:被如此看重的家乡瑰宝级的大作家,却对他的大作如此漫不经心,明明说好的有“杂记几种”,而且“名震一时”,为啥只记了一种呢?这是几个意思呢?说起来,这都已经不是“孩子没娘”了,更象是“娘丢了孩子”。这事,单看地方志是搞不懂了。同样,单看《西游记》,我们也不明白为啥非得处心积虑摔死两小儿。可是,一旦将这两部书的这两处内容联系起来看,那就玄机泄露啦!如此联系着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测:当年,大约在吴承恩年青或壮年时,曾两次写成情节不甚相同的两部《西游记》,暂且称为《西游记》1.0版和2.0版,即前桩公案里说的“昔年有几次取经的”。这两部书先后都流传到地方上,受到极大欢迎,如《淮安府志》所记载的,令吴承恩“名震一时”(但吴承恩自己却认为是“今在朝中哄骗主公”。见前)。等到《西游记》3.0版传出,自然更是令他名声大振。只不过,这名主要都出在家乡及亲友故旧之间,外界知之甚少。

        照一般看法,“名震一时”,至少说明作品是受欢迎的,可算是成功了。但在吴承恩自己看来,3.0版获得认可没有问题,可1.0、2.0版若还留传人间,就是遗毒害人了。对于要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来说,理应将谬种清除干净,勿使其遗祸误人。故而,在3.0版里直接来了个“主动召回”,特意将“妖儿”在宝象国(即文学世界)里当众“摔死”,以昭告天下和乡亲,彻底否定。果然,今天的我们对它们的存在的确是浑然不知的。对《淮安府志》来说,不管是《西游记》1.0、2.0还是3.0版,不都是《西游记》嘛。这样,表面上是一部书,内里面却是三部书(所以府志在《西游记》后也不标注它有几卷几回了)。这种写法,古话讲,叫“微言大义”;今天看,似乎涉嫌“套路太深”。吴承恩写过多部《西游记》的事,在其家乡应该是曾有印象的。但年长日久,物故人非,流传到清末,甚至变成揣测《后西游记》是吴承恩的作品,可谓是捕风捉影了,但也并非是纯粹的空穴来风。

        至此,我们审完了公案二,查明《西游记》曾有两位“亲生哥哥”,被作者狠心“毙”掉了。可惜吗?也许。但又不尽然。审完公案三,我们就会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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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4 13:05 | 显示全部楼层
黑客阻扰依旧,无法使用高级模式发文,只能用简单模式勉强发出,且无法事后编辑、修改。字体、大小只能保持现状,大家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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