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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老农61

取经为啥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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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8 12: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6-28 12:56 编辑



公案三:你且认认看,我是谁



第三桩公案,会审开始。



亲手“毙”掉自己的作品,且是大获成功的作品,搁谁都会心疼的。果然,作者写道:“(黄袍怪):‘浑家,你且莫哭。你如今觉道怎么?且医治一医治。’(假扮公主的)行者道:‘我不怎的,只是舍不得孩子,哭得我有些心疼!’”有意思的是,黄袍怪竟有件宝贝能治心疼。是什么呢?显然要比“速效救心丸”稀罕得多——只见“那怪携着行者,一直行到洞里深远密闭之处。却从口中吐出一件宝贝,……是一颗舍利子玲珑内丹。”据黄袍怪说,这内丹能让他现出本相来,却被孙悟空给吞到肚里了。然而,我们翻遍整个故事,乃至翻遍整部书,也不清楚这内丹究竟是什么,它所牵连的黄袍怪的本相又是什么(若说其本相即奎星,那奎星又与内丹有何瓜葛?),也自然搞不清孙悟空吃了这内丹又有什么意义。这个无头案似乎是最难索解的一桩了。当然,我们也没那么容易就放弃,且再研究下去。



虽说黄袍怪一时没显出本相,可孙悟空却按捺不住现出本相来,惊得妖怪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说:“我象有些认得你哩。......一时间却想不起姓名......”等到孙悟空报名说:“我叫做孙悟空行者。”还说:“我是你五百年前的旧祖宗哩!”却见黄袍怪大为诧异,连声道:“没有这话!没有这话!我拿住唐僧时,......何曾见有人说个姓孙的,你不知是哪里来的个怪物,到此骗我!”这段话,很是古怪,而黄袍怪也显得格外慌张。



如果对照后文,揭晓黄袍怪的身份是二十八宿中的奎星,那么,奎星当年曾亲身参与围剿孙悟空与花果山。后来,孙悟空上天庭,四处闲游,广交仙友,再加大闹天宫等等,奎星必定是很熟悉孙悟空模样的,怎么只“像是有些认得”呢?待孙悟空报了真名,就该确认无疑了,他反倒大惊小怪说孙悟空“不知是哪里来的个怪物”。明显与奎星身份不符。



仔细研究前后文,我们会注意到,黄袍怪身犯宝象国不是科举份内之事,而是另有缘故。科举有文艺助力就足够了,目标是擢第登科去得功名,无须再“侵占”文学的领地。没听说过八股文堪比优秀的文学作品,那只是做官的敲门砖而已,离文学的境界还远着呢!故事里,作者为黄袍怪指定的“官方定位”是“碗子山波月洞”。波月即水月,水中之月;碗子即小碗。合起来就是一小碗水中月,那不就是个笑话吗?这就是黄袍怪的文艺“境界”。



那么,黄袍怪去认驸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黄袍怪也想攀附上真正的文学境界,以延续与百花羞(文艺)公主的“爱情”。而公主对此也颇有兴趣,还认真指点了一番。因为,取经人的出现,让喜好赏月玩月的公主再也不愿过着终日局限于“碗子山波月洞”那点可笑的文艺“境界”的委屈日子,想要重拾文学的美妙境界。这就有了黄袍怪的“跨界”之旅。这样一来,黄袍怪的象征意义已非科举所能覆盖了,而是进入到文学世界中了。故事中说,黄袍怪变作一个斯文的帅哥去了宝象国,就标志着一种身份转换。那是怎样的转换呢?很明显,是能获得文学世界认可的转换,即所谓“认驸马”。“那国王见他耸壑昂霄,以为济世之梁栋。”这似乎意味着黄袍怪已经转换为文学世界中的某个形象了。具体是什么形象呢?前面引用的一句话给出了些微线索:“那怪携着行者,一直行到洞里深远密闭之处。”孙悟空又说一句:“我是你五百年前的旧祖宗!”则是更明确的提示。至此,我们不免要联想起《西游记》的整个演化史了,尤其是要想起《西游记》的鼻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来。在本篇开始时,我们提到学术界有观点认为《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那是因为西游故事的确有一个自唐至宋、经元到明、绵延数百年的流传演变过程。而《取经诗话》是最早将唐朝玄奘法师的取经事迹转化成神幻小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故而,黄袍怪说自己的宝贝“若使大指弹着就看出我本相来了。”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在“弹”,而在“大指”。“大指”寓意就是“老大”嘛(当然,“弹”也可理解为“谈”)。那么,黄袍怪在此时的本相是什么呢?正是《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他在《取经诗话》中一出场,以一个白衣秀才的形象现身:



“(唐僧一行六人启程后),行经一国已来,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

三藏法师诗答曰: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

                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而黄袍怪窜到宝象国时的形象也与此白衣秀才相仿,书中说他:“形容典雅,......言语多官样,行藏正妙龄。才如子建成诗易,貌似潘安掷果轻。......身上穿一件玉罗褶,广袖飘迎......” “玉罗褶”正是白衣。而他的新变身份正是白龙口中的“俊俏文人”。



如此看来,黄袍怪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承恩在孙、黄相见的戏剧性时刻,设计的其实已不是行者大战魁星,而是孙行者与猴行者比拼的戏码。“老”行者认不得新行者理所当然。黄袍怪说:“我拿住唐僧时,......何曾见有人说个姓孙的”,真实的意思是,猴行者与唐僧(取经故事)结缘,辅佐取经时,还不曾有人构思过猴子的姓氏,当然就不存在姓孙一说。更关键、也更要命的是,既然有了更厉害的孙行者,就没了猴行者的位置了。失去了在(文学)宝象国中的立足根据,黄袍怪与公主的姻缘也就没了根基,这是他绝难接受的。因此,他认定孙行者“不知是哪里来的个怪物”,是来骗人的,言语中流露出十足的慌张和狼狈。吴承恩这样虚中有实、实中衍虚的游戏笔法,使我们也很难判断,究竟是猴行者穿越五百年,从宋朝的《取经诗话》跑到了明朝的《西游记》里,还是孙行者穿越(文学)宝象国到了五百年前的《取经诗话》里。反正,孙悟空是一贯爱逞强、夸口,硬说自己是人家“五百年前的旧祖宗”也并非没有依据,毕竟,唐朝的确是超前宋朝大约五百年。总之,按孙悟空的逻辑,强者为王,让说惯了大话的占了便宜。这也符合孙悟空的脾气个性。



不管谁认为自己是祖宗,也不管黄袍怪多么想借猴行者的形象恋栈宝象国,继续霸着百花羞不放,反正,从“猴行者”到“孙悟空行者”的历史发展是真实存在的,这才是吴承恩要强调的幽深意思。《取经诗话》开创了《西游记》的神幻架构,很可能让一位宋朝的秀才美美地爽了一回,圆了一次西游梦。而这位秀才猴行者也就自然拥有了文学意义上的“舍利子玲珑内丹”。所谓“舍利子”是肉身火焚后留下的神秘结晶体,喻意自《取经诗话》以来的既往西游故事不随时间变化而始终保持的神幻基因。“玲珑”形容内核精妙,可变可化。而“内丹”就是发源自唐朝玄奘法师,并贯穿所有西游故事的共同内核——梦想基因。无论各个时代、各位作者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不变的总是梦想的引领价值。这神幻与梦想的组合相当于今天咱们说的“诗与远方”。吴承恩让孙悟空吞服了这秀才肚内的宝贝,等于说他的《西游记》继承了其中的神幻基因和梦想基因,又摒弃了与科举相关的秀才相,实现了梦想与神幻的双重升华。孙悟空说要黄袍怪伸出头来让他敲一棍当茶待客,着实刁蛮、顽皮、幽默,但又何尝不是后来者对先行者抱有的亲切感与优越感的体现呢!这是唯有大功告成者才会自然展现出的内心喜悦。有了这份喜悦,当然足以医好曾经割爱旧作的心疼了。而这一切之能功德圆满,自然少不了要感谢先行者的一番开创之功。孙悟空吞下黄袍怪的宝贝内丹,正是在向先行者们表达敬意,同时也添上了孙猴子特有的顽皮精神和战斗精神。看着这颗“诗与远方”牌内丹舍利,“行者心中暗喜道:‘好东西耶!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炼了几年磨难,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今日大有缘法,遇着老孙。’……那猴子好不溜撒,把那宝贝一口吸在肚里。……道声:‘妖怪!不要无礼!你且认认看,我是谁!’”在此,必须强调一句,孙悟空的这句台词已经鲜明地否定了那种说《西游记》只有“写定者”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者的滑稽论调。同时,也要看到,孙悟空的战斗精神体现的不是吴承恩对既往西游故事传承历史的背弃,而是对这份传承的最强有力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吴承恩及其《西游记》所具有的最宝贵的超越精神和创造精神。正是凭着这份担当、这份精神,吴承恩才能在一次次的学习、继承与创造中,不断精进、提高、超越,最终,令这古老的题材和历代累积的参差驳杂的素材完全脱胎换骨,升华为出类拔萃的旷世杰作。那种说吴承恩充其量是“最后写定者”的说法,实在是大大低估了孙悟空的一身傲骨、吴承恩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和他奇迹般的精妙创造。说到底,吴承恩并未把文学创作视作个人的事业,甚至仅仅是沽名钓誉的勾当,而是将之看作追寻天地间大道的集体使命。从孙悟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取经团队的合作前行,从孙大圣到孙行者的蜕变,都体现出对这一崇高使命的体认与坚守。也因此,吴承恩视以往的西游故事,也包括既往的一切传统文化,都是取经的“同伴”,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值得吸取采纳,没有门户之见。而对它们身上不符合“大道”的妖气、魔性,自然也不肯放过,一定会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熔炼和升华。故事里,吴承恩借孙悟空之口明确说道:“莫说(妖怪有)百十个,就有几千、几万,只要一个个查明白了好打,棍棍无空,教你断根绝迹!”连小妖都要“一个个查明白了好打”,如此严谨的“操作”,当然不是说行者除妖,应是说作者改造旧素材(中的思想糟粕),令其脱胎换骨,彻底升华。



说到继承和改造,还得再说一说《取经诗话》,来看一个具体的改造实例。



《西游记》中,黄袍怪跑到宝象国做的最阴险的勾当就是用法术和一口清水把唐僧变成了老虎。而最后,孙悟空将老虎变回人形,用的也是一口清水。这个斗法情节的原型,正是源自《取经诗话》。



《取经诗话》中,当取经队伍经过“树人国”时,一位随员(小行者)被当地的刁徒施法变作了驴子。猴行者为救回同伴,将刁徒的媳妇变成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嘴边。刁徒无奈,“巽(+“口”字边)口水,驴儿便成小行者;猴行者巽(+“口”字边)口水,青草化成媳妇。”



这种粗疏枯涩、意义单纯、有骨无肉式的斗法情节,很容易激发起后来者的改造热情。吴承恩便用他“点铁成金”之笔,通过有章有法的前后铺垫、陈设,让这样戏剧性的魔法时刻,变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逼真地呈现在读者心中,有力地推动着故事情节和读者的思想情感向纵深、向矛盾的更高潮进发。但作者显然不想、也不愿白白掠人之美。故事中,当孙悟空准备解除唐僧所受的魔魇时,作者特意安排八戒飞奔回驿馆住处,取来紫金钵盂盛水供悟空施法,而不是就近在皇宫里取个碗,其含义就是要突显自己是在传承以往的取经故事,再现既有的素材,故而,一定要用取经路上专用的钵盂。其诚意可见一斑。



如此郑重其事的传承,自然也不会是简单地换个“马甲”了事,而要“换汤、换药”:不仅要旧貌换新颜,更要令其脱胎换骨,蜕变升华。赋予其丰富、深厚的社会生活内涵正是核心的工作。如在叙述黄袍怪对唐僧施妖术时,作者介绍其法术叫“黑眼定身法”。这在《取经诗话》中是没有的。这个煞有介事的名目看上去很“专业”,很有“说服力”,同时也赋有象征之意:黑眼即瞎眼,就是盲目。喻意中招者因盲目而被科举困住(定身)。故事里说:“那师父被妖术魇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难开。”实际也是说世人,包括吴父,被科举迷住眼,心里知道科举纯粹是求官求禄的工具,不是真正的学问,很局限人。但举世皆如此,吾家、吾儿焉能例外!而孙悟空以彼之道破彼之术,照法还原回来,正喻意不再被其迷惑,破除盲目,从而为唐僧解除迷局。



正是通过这样从内到外,从皮肉到骨髓的全面再造,才真正实现了孙行者对“猴行者”们的李代桃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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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取黄袍怪(下)




黄袍怪的大秘密

(一)错过、对过,一一走过


    然而,故事所表现的蜕变决不仅限于文学方面,更是关于实际的人和他们的头脑,这才是更到位的伐毛洗髓呢。作者在第29回有感悟诗一首说:


妄想不复强灭,真如何必希求?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岂居前后?       悟即刹那成正,迷而万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灭尽恒沙罪垢。


    这诗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唯有过来人才有的沧桑感与历史穿透感,妄想与迷误是其中的焦点,是人生很难绕开的一个个泥潭。它们可不仅仅是唐僧及其所代表的芸芸众生的,更是作者自己的。不然,他也不会在此引入如此具有深切体会的警句来。那么,作者曾经关于黄袍怪的“妄想”、迷误又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跳出《西游记》作者的文本,悬想一下奎星下凡后的各种选项,不难看出: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直接去宝象国当驸马,而不是在碗子山“落草”,那也太“掉价”了嘛!毕竟,奎星下凡是为了“爱情”,而非为了占山为王。在国王的殿阁、花园里与公主“风花雪月”,岂不比在草莽山洞里更应景。那他为什么不呢?因为,不难想到,那就是作者真实命运的写照啊。


    所谓奎星下凡落草,其实就是对作者由科举移情小说的隐喻。在当时,与诗、词、曲、赋等“正统”文体相比,小说在主流社会与一般文人眼里是“下里巴人”、“不入流”的“草根”玩意,写小说是很掉价、失身份的事,会遭人鄙视和排斥。“鼓捣”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名堂,一般是不敢公开让人知道的,颇有点搞“地下”活动的味道,故可比作“落草”。而在文学上,吴承恩这种由科举向小说的直接转移,带来的后果则是科举思想流毒于小说之中。比如,把唐僧出身故事纳入《西游记》中,其中陈光蕊中状元、做高官女婿、当官,这又是金榜题名,又是洞房花烛,还得官进禄,是标准的“前定姻缘”之美梦成真。以“落草”之身,谋“正统”之业,如此俯仰错乱、尴尬悖谬的行事,当然就是“黄袍成怪”(科举与小说的杂拌)。做了“怪”的黄袍,既上不了天(仕途),也入不了(宝象)国,只能呆在碗子山。


    而科举功名思想的流毒还不仅限于损害文学,更直接影响了吴承恩的命运选择。向来清高孤傲的他,到了六十岁居然还去尝试首度入仕,去浙江长兴县做了一名区区八品的县丞,图的是给自己背负的家族使命和健在的老母亲一个并不理想的交代,聊尽人子的孝道。这是“妄想不复强灭”的第一重原因,即“本原自性(可理解为是其家族几代人的理想、家族使命)佛前修,迷悟岂居前后?”


    第二,作者自幼便是神童,一向自视颇高,总想干一番大事业。好高骛远的他,尤其倾向于成为李白那样能令天下人都赞赏的文学高人、连皇帝都认可的杰出人士。正因为吴承恩看中的是这一件“黄袍”,所以,才有了描写黄袍怪的所谓“他也曾月作三人壶酌酒,他也曾风生两腋盏倾茶。”也因此,对于举业,吴承恩反倒有些轻忽,以为只是小事一桩,易如反掌,显不出自己的特别来。他特别期望能通过文学才干赢得伯乐的赏识(他也的确在青年和中年阶段,一直因文学等方面的才能得到家乡及部分地方官员、贤达人士的钦赏),希图借此能直跃龙门,平步青云,一伸己志,成就大业,光耀门庭。《西游记》中写孙猴子由山野草莽直登齐天大圣的仙位,体现的正是作者当年的浪漫幻想。这同样也是黄袍怪前往宝象国“认驸马”、充当国之梁栋的深心。而百花羞公主热心为“夫君”出谋划策也是真心实意的。因为,这追求也曾是作者欲借文学(主要是正统思想认可的文学样式,不包括小说)达到的重要目标。“百花羞”又怎么会不倾心尽力呢?这便是作者特有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妄想”——把文学当成获取功名的一条捷径。那么,这“妄想”又怎会轻易“强灭”呢?结果,作者科举不成,文学不利,一切都变得十分“拧巴”,背后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黄袍”所象征的皇权:由皇权所塑造的世界,决定了人们没有多少自由的选择,只能随着“天心圣意”舞动。


    选择小说这样“不入流”的玩意,注定是不可能遇到仕途伯乐的。可偏偏吴承恩天才的敏锐性却执拗地抓着小说不肯放手,自然就耽误了他自己的前程。原因也容易理解——那些能得到主流人士认可的文学形式(比如古文、诗、词、曲、赋)已经臻于成熟,文学家在其中能够创新的余地基本失去,天才无用武之地,吴承恩又怎么会倾心其中呢?吴承恩未必不清楚这些“奥秘”,但是,天才的天赋不是他自己所能泯灭或埋没的,吴承恩一颗骄傲的心始终被天赋的动力驱使着,一步步走向那近乎命定的目标,最终摆脱了科举功名的黑洞,成就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学王国不可撼动的“济世栋梁”。这天赋则是吴承恩自己的“本原自性”,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体现为文学创新的高远理想。


    妄想也好,命运也罢,终究败给了理想和坚持,并成就了“斗战胜佛”光荣的履历。此所谓:“悟即刹那成正,迷而万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灭尽恒沙罪垢。”历史不会批评胜利者,只因那胜利不只属于胜利者,更是属于所有人的;荣耀也不只归于胜利者,也归于所有支持正义的人们。



(二)最严厉的惩罚也许就是自己的命运


    正因为作者有文学王国的智珠在握,故而,黄袍怪的妖法妖术到了孙悟空的面前,也就现了底了——只不过是半碗子水的深浅。孙悟空举手之间如游戏般便解决了难题。而奎星的下场,更从另一面反衬出文学的胜利,光耀人间。


    奎星被收上天后,玉帝罚他去给太上老君烧火。在通常理解中,这似乎属于内部处理,从轻发落,显失公允。其实,作者有更现实的寓意在其中。


    明朝嘉靖年间,皇帝妄求长生而痴迷于道教,十分起劲地办道场,祭拜、烧香、供奉……还要向上天进表输诚。这就需要那些有文才的重臣、近臣来写文章,颂扬道教神明,申述皇帝的诚心,以求感动上天,为皇帝赐福赐寿。这些浮华虚文最后要用朱砂“敬写”在青藤纸上,投入火盆中,随火焰、“清气”上达“天听”。故而,这类宗教文章又统称为“青词”。


    儒家传统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对玄虚缥缈的事物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偏偏嘉靖皇帝极为看重这项“专业服务”。于是,那些饱学之士为了“尽臣子之忠”,而不得不象道士一样,向玄虚的道教神明(三清五帝们)谄媚逢迎,极尽华丽的文才、辞藻,实在滑稽透了。当然,“皇帝不差饿兵”,嘉靖皇帝对于“服务”优异的臣子,那是决不吝啬的:那些“能干”的臣子无不官运亨通,直入青云。当时最著名的就有一批所谓“青词宰相”,如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这李春芳还是吴承恩的好友,是个好人,早年状元及第,入了翰林院,绝对是科举的正统苗裔。后来,他也同前前后后的诸多文臣一样,因撰写青词甚合帝心,而步步高升,直至入了内阁。


    因此,吴承恩在这里借奎星给太上老君烧火,揭露的是当时迎合帝心的上层文官群体的卑屈命运(孔孟苗裔却委身于道教“杂役”),并不局限于个别官员。于是,这也同时成为对嘉靖帝滥用文学之士及文艺,崇奉神明、滥赏官爵的荒唐行径的曲折的控诉,也是拿好友在开谑而不虐的玩笑,实无恶意。这一惩罚居然还是“带俸差操”,是有俸禄的,应该还是“宰相”待遇呢!即便如此,它也依旧是科举光环下悲哀的滑稽戏。透过这看似不经意的戏谑之语,举重若轻之间,流露出作者明确的态度。那些看似光鲜、尊荣的科举宠儿,其真实命运实等同于傀儡木偶,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具、打杂守炉的奴仆!两相对比,谁才是那个有理由自豪的胜者呢?


    这样的对比,也更加重了如下之反思的意义:文学(乃至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应当做什么用途(为谁服务)——是很功利地把它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还是让它成就和展现人性的独有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吴承恩还达不到真正自觉的人民立场,在思想上止步于旧文人的视角。但在艺术实践上,他却实实在在突破了封建文人的狭隘格局,摆脱了孤芳自赏、高高在上,轻视大众的旧文人习气。反映在他的创作上就体现为小说高明的白话写作成就和小说中诗作的通俗化风格等。单是文体的转变(白话小说),就是在文学立场上对旧观念、旧价值一种彻底的超越。反映在故事安排上有诸多具体表现,如:第九回渔樵对诗,初看似乎是传统的、作者刻意卖弄文才的套路。但最后,二人分别时,竟因互不服气而致相互诅咒,由此引出泾河龙王被诛的严重事件,将渔樵二人一下打回“是非人”的原形,体现出二人貌似超脱,实则俗气的肤浅本性,这是对旧文人清高孤傲习气的有力否定。再如:到西天前,“天竺国招婚”中大量诗作刻意的“俗”与“土”,还营造出浓厚的怀旧氛围(给孤园典故、陈光蕊绣球招亲故事、嫦娥往事……),这些无不体现着对文学顽固的旧价值传统的坚定告别和对即将脱胎换骨的新面貌的强烈期许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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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落石出黄袍怪


    文学与科举的旧日恩怨纠葛,曾经是作者,作为一个读书人,在个人命运、前途上的两难选择:是屈从于利益考量、权力秩序、传统习俗、众人意见,还是坚持个人的志向、理想?对于这样进不得,退亦不得、近乎无解的僵局,很难有真正的出路。


    然而,非常人就是非常人。吴承恩在经历了人生深刻洗礼之后,超越了利益得失、恩怨情仇的纠缠,洞穿了小我的逼仄格局,窥见了整个社会共同命运的“天机”——历史和文化的重大危机(即全书开篇诗所说“西游释厄传”中的“厄”),给出了极具创造性的答案:取经——一个通过深刻的自我精神和思想改造,赢得个体精神自由,从而自主开拓命运的大胆方案。这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与哲学上的自我思想革命。而作者在此处,借着反思科举,这一关乎天下所有读书人命运的大事,提出了这个“经”的大致轮廓,给冲破人生的思想困境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路线图”。这就是第31回的回前诗,也是故事的主旨诗:


    “义结孔怀,法归本性。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共登极乐世界,同来不二法门。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剪除六门趣,即赴大雷音。


    乍一看,这诗写的,极象是儒、释、道思想理论术语的杂烩乱炖,不伦不类,似乎是某种敷衍凑数、故作高深的东西,看着让人头晕。但实际上,它是极富思想价值的理论结晶,浓缩了作者真实的人生经验,是其思想和理论的独创。正是与此相关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创造,才是《西游记》能达到经典水准的内在思想原因。正是在这些创新思想的引领下,《西游记》才会如此和谐完美而又妙趣横生、挥洒自如。可以说,离开了这颗强大的“硬核”“创造心”,单凭“诗和远方”,是到不了远方的。比方说,《封神演义》向《西游记》借鉴了不少东西,包括其中的诗词,可它连形似都未必做到了,更别说神似了,两者的“神”(或“心”)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这是无庸质疑的。


    而《西游记》中的这些主旨诗词,正是作者展现作品的“神”(或“心”)的重要窗口,读者一定不要轻忽、错过了。在此,笔者有必要和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如果说笔者之前对黄袍怪故事的解读,还有些须内容值得大家一瞥的话,那它们和接下来要呈现给大家的内容相比,只能算是“小炒”。后面的解读才是真正的“大菜”、“硬菜”,当然也会格外长些,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只希望大家读的时候不要嫌老夫太罗嗦就好。


    那么,主旨诗为“释厄”指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第一句就提到了“义”。其中的“孔怀”喻兄弟,转指一个人内心的各个层面,如“金”和“猿”指意识层面;“木”、“木母”和猪八戒指本能和情绪层面等。“义结孔怀”即是说要让内心依从道义而凝聚一体。这样内与外就有了确定无误的联结,就如同孙、猪、沙围绕唐僧而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道义(唐僧)就是“灵魂”。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灵魂,内心要么是混沌一团,要么就是歪门邪道,用句文言:“不知伊于胡底!”


    这灵魂也是“正”与“邪”的分水岭。因此,一众妖怪才千方百计要“吃掉”它,或渗透到这个灵魂中去(即女妖要取唐僧的所谓“元阳”)。而吴承恩同时代的许多人,则缺失了这个灵魂,头脑中没有义,只有利。因此,小说写孙悟空初出花果山,看到人们都是利欲熏心之辈,而如来更是激烈抨击南瞻部洲人道德沦丧,只能靠好人取经来救赎。这些人显然是从心里丢掉了“义”字的。对于他们,如果非要说“义”,那也是“义”=“黄袍”。自然,更多的人则是“义”=“孔方”。


    说到这,或许有人未免要猜疑作者这么大唱高调,自居于道德制高点,批判世人,讽刺“成功人士”,是“骚人泛酸水”,“野狐狸怨葡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前面提到的清代人的揣测(“老于场屋者愤郁之所发”)就有此意。实话说,谁也不是天生就有高境界的。早年的吴承恩又何尝逃出了黄袍怪的势力圈呢?然而,吴承恩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的确确战胜了自己,超越了自己,也彻彻底底从内到外战胜了黄袍怪。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他在小说中首先刀刃向内,暴露自己,批判自己。


    第29回的回目(即题目)就赫然写着:“承恩八戒转山林”。“承恩”是双关,就是吴承恩“承”了皇恩,当了官,这样的吴承恩就和贪图利益、享乐的猪八戒是一样的人,此即“承恩八戒”;“转山林”指的则是去浙江长兴任职:官位低微,仅只八品县丞,且时间不长;长兴小县,当年民穷地瘠(今天的长兴则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正在积极建设“全国垃圾分类示范县”呢),多是山地,故云“转山林”,亦是言其时间短暂,意义有限,价值贫乏。这是十分辛辣的自嘲。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如果作者没有彻底跳出科举功名思想的无底深渊,到达了思想的更高境界,他是不可能这样轻松而冷静地自嘲的。与此处类似,在小说第九回开头,作者也写过:“承恩的,袖蛇而去”,这除了批判官场险恶,仍是影射了他自己为官长兴的经历:任职一年多,功劳没有不说,反惹上难缠的官司,背上了不实的污名。摊上了如此祸事,故云“袖蛇”——袖子里揣了一条蛇,这“承恩”承来的是福是祸,不问可知。可以说,吴承恩是以十分惨痛的亲身经历,领悟了“皇恩”的“度数”——实在高攀不起!不是我的“菜”!我还是专心“取经”去,踏实得多,也自在得多。


    既然作者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那他想对我们说什么呢?


    “义”是社会认可和赞同的、行为的核心价值与逻辑。但现实中,一般人的追求恐怕并不会总是以“义”字当头,而多是追随社会的主流意识。比如,天下人都渴望科举成功,那我为什么不奋起直追,却要“多此一举”地质疑追求科举成功的正当性呢?但问题在于,事情永远在变化。稍一疏忽,“义”就不是“义”了。杭州人有句俗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比如在本故事中,原本主流的奎星、黄袍忽然就变成妖魔“黄袍怪”了。人们若是再被科举(黄袍)的宝塔尖的金光盲目吸引而去,那就是“情思紊乱,却走错了”。所谓“情思紊乱”正与黄袍怪的“生成原理”有关,不“紊乱”,也就不会“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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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26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7-26 19:40 编辑


“黄袍怪”这样生成


    黄袍怪之所以是“怪”,不仅因为科举,还因为有“前定姻缘”。这“姻缘”始于何处?自然是在天庭。奎星是在天宫与玉女开始了私情,然后才下凡的。下凡之后,才有了“黄袍怪”。原本,奎星是奎星,玉女是玉女,各不有染,也没有什么“黄袍怪”。


    那为什么下凡了,就有了黄袍怪呢?过去有句形容科举的俗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称颂科举为有才能的平民打开了“登天”的云梯。由于万众争先,科举就成了荣耀的通道,自然就等于披上了“黄袍”,高居众人之上,有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蟾宫折桂等诸多美誉。这“黄袍”加身,也有认可其才能的郑重之意。这本是科举选贤任能的应有之义。


    然而,到了一般民众这里,科举被视作“登天梯”,官位被当作谋取最大个人利益的通行证。于是,就有了“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算计,这点私心私意就成了把天神拉下凡尘的“前定姻缘”。


    奎星与玉女早早就“私定终身”了,目标就是赢得那件“黄袍”。选贤任能的本意已无足轻重,“黄袍加身”才是让人关切的重心;而且,“黄袍”本身也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能换来的实际利益。从“天宫”大义坠落成凡尘算计,这才是奎星堕落的文化实质。而所谓“私定终身”,就是在本故事中,取经人刚上路时作者所说的“唐僧听信狡性,纵放心猿”。“狡性”就是私心,个人算计便是“纵放心猿”。


    “前定姻缘”在一般民众心里便是这样的利益算计。对于吴承恩,他的“前定姻缘”则是直接把文学、文才当作“天梯”,其中的私心,便是把“上天”当作体现个人价值、实现家族使命的“大道”,骨子里同一般人是一样的“纵放心猿”,那就是一个字:货(即卖);两个字,是:交易。当然,它们后面要加上“心态”二字。


    交易就是交易,本是商业行为,本身能够被社会认可,但不该把一切都泛化为交易。正如人们能认可私心的存在,但不会同意让私心主导人心。所谓“交易心态”:看上去,一个人是在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其实,图的不过是在接下来能做笔交易,卖个好价钱。这就是“前定姻缘”——看着是婚姻,其实是交易,是桩买卖生意而已。做事情不是为了它本身的价值,而是为了其他,那件事情的价值最终是要被丢给与己无关的别人的。于是,交易心态便“易”走了人心中本该有的“义”。这就是交易心态对事情最严重的腐蚀作用。说白了,“前定姻缘”就是“露水姻缘”,且是“暗地里诱拐”,不是“明抢”,是机会主义,是投机心理。它让事情悄无声息地变了质,变了味,失了“义”(因此,故事里,国王是一直不知道公主的下落的。直到取经人出现,才让“自家人”知道了“自家人”的“下落”)。


    在作者看来,科举也好,荐举也好,文学也好,本来都有“义”内含其中,都有各自的价值。然而,一旦沾上了交易心态,即便披上黄袍,也无非是个“戏精”。那它究竟是什么、价值几何,就没人搞得清楚了。因此,在哲学意义上,天宫或天神代表着事物的源头、本来的样子和理想的样子,也包括“义”。可一旦,它与“人”的狡性“私通”,有了“私情”,就背离了本来面目,偏离了理想,抛弃了“义”,忘本变质,就堕落了,这既是“下凡”,也是离“家”。


    要克制人的“狡性”,不使交易心态肆意泛滥,肯定离不开“义”。可今天的人们不仅不大喜欢谈“义”,还以为谈“义”很“装”,很令人反感,甚至用一个不雅的词“装X”来形容。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私心通常就是与“义”相抵触的,而“装”就是私心对付“义”的一种狡猾策略。所以,不谈“义”,不触动私心,而要反对“装”,那就是在玩“擦影子”的游戏,徒劳无益。


    而且,即便你不谈“义”,而是卖萌、“自黑”,那就不“装”了吗?恰恰相反,那也可以是“装”的一部分。所以,重点不在谈不谈“义”,而在内心真不真——是狡性在装神弄鬼,还是诚心实意有情怀。


    于是,人们出于要远离虚伪、回归真我的目的,又自觉不自觉地要疏远“眼前的苟且”,向往“诗与远方”。然而——


    “情怀”在黄袍怪手里,根本就是小儿科。现实是,只要有黄袍在,你通常就自然会被吸引,就想披上黄袍。而一旦在思想上披上黄袍,即便身上还没披上,那你也无法摆脱“装”的剧本,就会迷失真实的自己,跑步向“黄袍怪”报到。结果,你的心就成了被劫的“百花羞”,还会替黄袍怪“生”下诸多“孽种”,还视如珍宝。

    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本质都可能沦为被劫的百花羞,因为——

    黄袍怪真的很厉害!


    比如,今天的一大“黄袍怪”就是金钱。


    人人都爱钱。可谁都知道,谈钱容易伤感情。可见,“爱钱”的这份感情是很自私的一种“爱”情,它的心里没给别人多少位置。自然,“天宫”里也没有它的位置,它只能躲进“山洞”里,悄悄地滋生。即便有朝一日“认了驸马”,上了朝堂,成了“济世栋梁”,仍难免不时露出“吃人”的本相来。所以,我们最好能在思想上卸下“黄袍”(也就是后面要说的“打怪”的事),不要在精神上成为它和“狡性”的俘虏,才能保持灵魂的自由。有句俗话讲的好:“金钱就是王八蛋!”诗人讲得更动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样,好歹是人在自由地支配金钱、财富,而不是相反。不过,这样的情怀也只能抵挡“黄袍怪”于一时、一地,充不得大将、元帅,制不住他的肆虐。


    而且,今天的世界就只有金钱,这一种“黄袍怪”吗?


    怎么会呢!


    千百年来,人性是相似的。


    在吴承恩的时代,黄袍怪的“朋友圈”就很繁盛。吴承恩借“黄袍怪”之口就指出了,他洞里有百十个妖怪呢!那今天在我们身边,“黄袍”一族有几多?自然是星罗棋布,琳琅满目,从具体具象的,诸如:名校、名师、学区房、好成绩、好分数、名牌包包、名牌鞋、名牌手机、……,到抽象的价值观,如:“好大学就有好前程”、“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出名要趁早”、“千辛万苦不如有个好爸爸”、“有房有车、成功人士”……,凡是能让人趋之若骛、神魂颠倒、迷失本性的东西,都可能是“黄袍”。这一点,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过我们:“众人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矣;众人皆知美知为美,斯恶矣。”然而,尽管有先哲的告诫,后人还是会前赴后继地投入“黄袍怪”的怀抱,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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