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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老农61

取经为啥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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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29 18: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7-29 18:57 编辑


打地鼠OR打孩子

    黄袍怪如此凶悍,又如此之多,怎么办呢?当然要打!孙悟空直接说了,要“一个个查明白了好打”。


    所谓“查明白”,指的是小说的作者比较彻底地扫荡了以往的西游素材中与科举相关的各种糟粕。这个,我们就不做展开了。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对黄袍怪具体“怎么打”。


    咋打呢?


    象唐僧那样生硬说教?象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样“霸王硬上弓”?或是象故事里那上千的猎人,大规模“围捕”野猴子?这些应该都不合宜。毕竟,这不是“打地鼠”,有个锤子就OK了。


    前面我们分析了,黄袍怪的问题其实是与“百花羞”联系在一起的。“百花羞”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建设性力量的代表(比如,在这里她象征读书人的文才)。正因为人想发展自己,才有可能急于求成(“情思紊乱”),走错了路,落入了“妖洞”。这其中,其实包含着基本的人性。因此,解决黄袍怪的问题,就象故事里讲述的那样,关键是先分化妖怪与“百花羞”的关系,将人的建设性力量解放出来,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棍统统打死。


    落入“妖洞”中的“百花羞”,是一个人的建设性力量走偏了路线,是发展中多多少少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比如第二十九回回目就说,“邪魔侵正法”,即作者吴承恩,由于将功利心、名利心混入了文学创作活动,而生下了文学王国中的“孽种”、“妖儿”。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在某些“岔路口”,遇到了错误的指引,就不知不觉走错了路(唐僧被奎星的宝塔金光引诱,自投罗网)。而他们当时却无法觉察,反以为是很正常、很自然的选择。这是人性常见的表现。于是,这些问题、缺点之于人,就如“孽种”之于百花羞,花果山上的小猴子之于孙悟空,是亲如一体的深厚关系。假使“操刀操棍者们”无情地围猎“野猴子”,施以捶楚、羞辱、严惩,必会招来妖猴“孙悟空”的“凶性”勃发,将“猎人”们统统拒之山外,甚至是“痛击”或“团灭”。


    因此,正确的态度,不是视问题如妖怪,视作痛恨的对象,而是视之如迷路的“百花羞”,当作自家孩子,要以爱心“智取”和耐心帮助。智取的前提则是要看到问题背后存在着哪些人性的必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倍功半,麻烦不断。一定要记住:光讲正确(或正义)是不够的,人性才是关键!


    解决源于人性的问题,自然要有关于人性的回答。吴承恩的答案是:“法归本性。”


    很显然,这句与前一句构成了一个平衡的杠杆——义,要人依从外在,依从社会的要求,那就容易忽略乃至牺牲人的内在价值、人本身。人本身、人的内在价值是无法取消、无法被忽略的。那就要理解人性,尊重人性,在行动上,合理地解放人性,而不是以“义”压人。举例来说,中国人常说的“有理让三分”就包含着这样的智慧。反之,“得理不饶人”,则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因为,那表明一个人缺乏智慧与涵养。


    因此,“法归本性”就是要在道义与人性之间寻求一种智慧的、可持续的平衡,让道义真正有效、可行,且持久,有活力,有创造性,而不是以所谓“仁义”禁锢人性,乃至变成老虎“吃人”。(比如改革年代,搞土地承包,却不搞土地私有化,今天也不搞,就是这样的智慧。)而吴承恩在几百年前,就能有这样深刻、灵动的哲学见地,思想的确比许多封建时代的儒士要先进得多。


    自然,人性深处的问题,仅仅靠思想意识层面的批驳、指正是难以取得根本成果的,正如白龙马想偷袭黄袍怪无法得手一样。白龙马象征的就是意念,故称为“意马”,它只在意识层面活动。故而,要深入“敌营”,就必须由孙悟空出场进行智取。他是怎样对待妖洞中的百花羞的呢?他先用妖儿做人质,换回沙僧。这就是“法归本性”的做法。“妖儿”是什么?是百花羞非常在乎的对象。用它就能触动百花羞;沙僧是什么?是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是人深层的心理内容。把他拉回到孙悟空的一边、正能量的一边,而不是待在妖洞里、负能量的一边,相当于从内心里赢得当事人的尊重与信任,正如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样。完成了这关键的一步,后面的就相对容易许多了:在故事的随后进展中,孙悟空能够象一位卫道士一样,义正词严地规劝百花羞公主,并争取到公主割断“前定姻缘”,关键正是前面的工作到位。


    因此,“义结孔怀,法归本性。”这两句是全诗的主旨、核心。但两句一道说,则又有更值得深思、咀嚼之处。是什么呢?这实际关乎黄袍怪更深层的象征意义。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从上述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句主旨,一个是要以道义为舵,另一个则是要以本性为助力。然而,假如本性是这么容易把握的东西,那世上也就没那么多麻烦事了。老实说,这黄袍怪就是个十分复杂的“贼家伙”。否则,也不会由精于变化的白骨精做他的代表了。


    前面咱们已经指出了,黄袍怪象征科举、皇权,又代表作者以文学谋前程的“狡性”。可仅仅指出这些是不够的!


    如果黄袍怪的意涵仅此而已,那么,作者要怎么解决黄袍怪的问题呢?


    难道要他否定科举,否定皇权吗?当然不可能啦!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假设。晚年的吴承恩就很用心地把自己的表外孙培养成为科举的成功人士(而这位外孙子,也极为尊敬自己的这位外公,并在外公死后,为他整理、出版文集,应该也包括《西游记》,这后一点,目前还缺少相关的直接证据)。


    如果,吴承恩既没有否定科举,也没有否定皇权,那他打黄袍怪,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如果是针对众人追求科举的痴心,那他又不能取消科举考试,想奉劝世人,不也是无的放矢吗?若是针对自己的一点妄想、私心?那就是小题大做了!而且,他写的这首主旨诗,又针对什么呢?难道也是针对自己?那纯属多此一举嘛。他都说了,“妄想不复强灭,真如何必希求?”作者自己的命运已经是这样了,上升到哲学、“真如”啥的,也不可能改变什么了。


    所以,这样的思考告诉我们,目前长篇大论的分析仅管看来没错,但也还没有到底。那么“底”到底在哪里呢?恐怕还是在于作者这首主旨诗要针对的对象,也就是黄袍怪究竟指向了谁。


    既然诗句中提及了本性,那显然,它要针对的问题(即黄袍怪)必然与人性或人的本性相关,而决不只是谁的具体的欲求及其欲求对象。科举当然不能算是人的本性了。那么,黄袍怪体现了人性的哪个方面的问题呢?


    “黄袍”这个词应该已经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披上了黄袍,人就“了不起”了呀!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了呀!这样的人,我们叫他什么呢?自然是“人上人”呀!由此,黄袍怪是谁也就清楚了,他不就是那个人人都有的、“想要胜过他人”的执念吗?!这可是比“狡性”藏得更深的东西,是深植在人的本性之中的妖孽。对于这样近乎“绑定”了人的本性的“妖怪”,如果要“法归本性”,那“法”不也要成为妖法了吗?这可很不妙啊!幸好,作者前面已经说了,要“义结孔怀”。有了“义”的约束,妖怪只能遁形。

    但是,对于心中“义”字植根并不坚实的诸多人士来说,“义”是难得能占上风的,获胜的常常会是妖怪一方。这是相当平常的结果。对于这样的情形,要怎么办呢?依然要“法归本性”,也就是要从本性中寻求对付它的办法。

人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想“胜过别人”?


    这可以说是动物的本能,是为了生存、保命。这种“固执”的本性,维系了生命和种族的延续,促进着物种的不断进化、演变,是大自然根植在动物基因中顽强的活力源泉之一。


    不过,当人脱离了动物界,进入人类社会,过度的“好胜欲”就成了无穷麻烦和混乱的源头:小到意气用事(如路怒症、为琐事大打出手、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大到争夺霸权,发动战争,涂炭生灵,这些都可说是动物本能——攻击性和恐惧感——的过度释放:因为害怕被人超过,就要一心超过别人。这种动机很简单,也很普遍。它在社会生活中更一般的表现形式,则是过度的“生存竞争”,体现在个人心理上就表现为总想出人头地,争做“人上人”(过去叫野心,现在叫“野望”)。明明大家可以和睦共处,有序竞赛,愿赌服输;可野心却令人执意要独吞果实,不择手段,不惜毁掉一切,你死我活。人类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种顽固的偏执是相当难克服的,没准儿要伴随人类始终。


    但对于个人而言,想要更好地生活,必须在合理进取与过度的野心之间有个取舍。毕竟,个人的力量有限,无限的“野望”注定要毁灭自己。齐天大圣则是作者安排的最生动、最典型的例子,而他才是作者隐藏得最巧妙的黄袍怪的原身,是黄袍怪如假包换的“五百年前的旧祖宗”。


    在《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中,作者写孙悟空不满弼马温官位低微,“反”回花果山。恰逢此时,两个独角鬼王前来投奔,献上赭黄袍一件。这才是“黄袍”真正的出场时刻。猴王穿上它,鬼王又进一步奉承猴王堪当“齐天大圣”,猴王欣然采纳。至此,我们才发现了黄袍怪的真实履历。第28回说:“他也曾小妖排蚁阵,他也曾老怪坐蜂衙”,原来,其出处在齐天大圣身上。后面第29回说黄袍怪:“闷游海外浪滔滔”,却是指“500年”后的取经途中,孙悟空离开唐僧回归花果山的旅程。


    这还真是深不可测呢!简直是无间道啊!


    恐怕谁都会以为,咱们解读出黄袍怪的两个身份,揪出了猴行者,应该已经对得起作者下的功夫了。可不曾想,作者居然是这么的用功!他在黄袍怪身上竟然还藏了这么深的一个大秘密,把齐天大圣也推进了黄袍怪的怀抱里。而无限的野望,则是联结二者的隐秘思想节点。如此说来,孙悟空大战黄袍怪,竟然还是孙行者对战齐天大圣的戏码呐!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自我批判呢!而且,在故事情节上,孙悟空貌似离开了唐僧,可实际上,却换了一副面孔,暗暗潜了回来,一点都不曾“缺席”。原来,第一主角根本就不曾退场!那么,在此上当受骗的人就不止是黄袍怪一个了,作者可是把我们大家伙都骗得团团转哩!你看,他正躲在自己的书斋里,偷着乐呢!


    解读到此,恐怕我们才敢说,黄袍怪的身份之谜,算是有了大致的眉目了。


    《西游记》的解读如此艰深,真不愧称“天书”之名!


    这样,我们发现了,原来之前所看到的黄袍怪的“真身”(奎星、猴行者,以及我们为他所联系上的“现代范儿”:名校出身、名牌傍身、名利加身……)都不过是真正的黄袍怪手下的小妖而已,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功名利禄”。在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个真正的“大boss”,他的名字叫“人上人”。不用说,有许多人根本不会认为“做人上人”有什么问题,相反,还觉得这是人生的一种基本动力,能推动人前进,推动社会前进。没错,它是能推动人,那贫穷、疾病、灾难也能催动人快跑呢,莫非谁会希望有人能把这样的“动力”送货上门?毒药有时能替人治病,不代表它不是毒药;妖怪能“催”人进步,他还是妖怪。


    人自己就能站立在大地上,干嘛非得要站在别人头上?如果不是因为腿软站不住,就是因为心理扭曲,非要欺压别人才“爽”。总之,这是病!得治啊!不治好,药不能停啊!孙悟空当面对妖怪说了:“教你断根绝迹!”因此,孙悟空的棍子上一定刻着两个大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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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0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8-10 17:29 编辑


师爷,翻译翻译,什么叫特么的“平等”



    孙悟空的“平等”,不同于西式的“平等”——脱离实际的、“为主义而主义”的形而上学,也不同于传统“三教”中的平等因素:佛教的“平等”是基于“痛苦人人有份”的虚无主义(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家的“平等”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式的“绝情主义”(“太上忘情”);儒家的“平等”是基于天命的“唯意志论”(“我欲仁,斯仁至矣”,即人人均可向善向仁,但选其他的,都是“小人”),倒是与心学有些接近。


    自周代以来,“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平等底色。秦末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体现的是机会主义式的平等观,即孙悟空口中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那只能意味着无尽的混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天命思想压制了纯粹的机会主义,使“道义”得尊。晋代的道家发扬道义,标举“我命由我不由天”,却走向了成仙超升的神秘主义之路,其中凝结了儒道两家的思想结晶:以“天地不仁”消解了儒家的天命束缚,将解放了的唯意志论与“命”的观念结合,便成了“我命由我不由天”,但这还是精神贵族之路,与广大平民无关。


    玄奘法师舍身取经就是想寻求能适合所有人的道义之路,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这就要提到佛教思想。佛教的思想是消极、虚无的。这一点在《西游记》中的唐僧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比如,当孙悟空在打死白骨精后说:“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则说:“我命在天,该那个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过。终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很显然,在唐僧的观念中,“天命”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他的理想、使命等等,都得靠后排,基本看不到儒家积极有为的精神。这更多是佛教消极观念的反映。也正是因此,宣称“普渡众生”的佛教才会被统治者允许存留在主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并逐步与儒家思想融合。而打白骨精时的孙悟空的积极、务实,仍属机会主义。唐僧信奉“道义主义”,遵行慈悲仁善,坚信正义之必然性,容不得机会主义当道。

    顺便说一句,平民的思想通常是机会主义式的(猪八戒是一个典型:形势不对时,立刻要散伙、分行李),比如,人们常说的“民以食为天”,天然就自带机会主义的基因。假如有以此为“主义”的人,一味“务实”,沉迷于实用主义,活脱脱就是“净坛使者”的种。一旦现实条件改善到高于生存的底线,其思想行为立即就会开另类花结另类果。这些另类“花果”也是人类活力的体现,其中有些是创造力的产物,但更多是逸出“道义圈”的相当具破坏力的展现,其中的一类就叫“黄袍怪”。

    没有道义的约束,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一定会成妖做魔,无法无天。所以,一定要给“齐天大圣们”戴上紧箍,时不时念念咒。但是,反过来,象唐僧那样,陷入消极虚无,冀望来世,或全凭教条,不顾实际,那是“十世修行”也不成的。

    心学破除教条、“天命”,回归本心,确有解放思想之效。但一句“致良知”又直接回到了旧儒学“仁义礼智信”的窠臼,无法带来实质的改变。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儒家)道义主义、(佛教)虚无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现实面前都是预设认识立场、对现实加“滤镜”的、非客观的,充其量只能算“小道”。《西游记》讲的是大道,是客观的、唯物的、实事求是的。这是它高于心学的本质所在。这也是孙悟空的平等的力量源泉。换句话说,孙悟空的平等就是实事求是。没有先入为主,没有预设立场,一切服从大道大义(即天下人共同的福祉)。孙悟空的金箍棒源于大禹,“是大禹治水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这就是实事求是,依事物的本性来治理事物。这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平等。大禹用疏导的方式治水,正属于吴承恩所说的“法归本性”的路子。而实事求是“求”来的就是大道。因此,这里面不只有平等,还有自由,还有仁善,还有无穷的力量,还有最高的权威,在这样的铁棒之下,机会主义的黄袍怪必然会被打得“无影无踪”,最后只能躲到玉帝的卵翼之下,苟且延生。


(四)总的梳理

    既然我们已经探到了作者给读者巧妙留下的最深谜底,那么,也就可以将整个故事中的几处关键的文学意象作个明晰的梳理,让文学的图画对接上现实的影象,看到文学花朵脚下的真实土壤,借以管中窥豹,具体而微地领略到作者在四回故事的杰构中经营的是何等的精心细致、宏阔深远又斑斓瑰丽。

    在本故事一开始,作者特意描写了孙悟空久违500年的一片滔滔海水:

    烟波荡荡,巨浪悠悠: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潮来汹涌,水浸湾环:潮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水浸湾环,却似狂风吹九夏。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近岸无村社,傍水少渔舟。浪卷千年雪,风生六月秋。野禽凭出没,沙鸟任沉浮。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海底游鱼乐,天边过雁愁。

    这写的是海水吗?如果你以为是,那作者又要“坏笑”了:你果然又大意了。他写的其实是孙悟空当年的叛逆精神,“烟波荡荡,巨浪悠悠”,形容的是叛逆“波涛”的来龙去脉高远深广,(但未必会持久——波涛总有平息的时候),“潮来汹涌,水浸湾环”,说的是叛逆袭来的声势既暴烈又盲目。假如这是形容久旱之后的涌泉、甘霖,人们只回欢呼,不会讨厌。正因为说的是叛逆,才会令那些生活平顺幸福的人们(福老、仙童)不悦——所以,这就是在说它人见人嫌,人见人愁,人人远避,只有野物相伴。正是这叛逆的精神,成为了当年“齐天大圣式(要超过所有人和事物)妄想”的精神起点,也是此时孙悟空残忍杀死上千猎户的精神“帮凶”。这个才是孙悟空后来说的“妖精气”的真正内涵。

    那么,此刻的孙悟空对过往的叛逆经历是什么态度呢?作者紧接着借描写花果山说了出来——“这大圣倍加凄惨。有一篇败山颓景的古风为证。古风云:
回顾仙山两泪垂,对山凄惨更伤悲。当时只道山无损,今日方知地有亏。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嗔小圣把人欺。行凶掘你先灵墓,无干破尔祖坟基。……豹嫌蟒恶倾颓所,鹤避蛇回败坏间。想是日前行恶念,致令目下受艰难。
“仙山”是当年与众人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叛逆经历与记忆。“山无损”和“地有亏”写出了当年的鲁莽和目下的愧悔。“行恶念”正是指叛逆,而这个“恶”字的评价,已经显示了孙悟空回归正常认识轨道的立场。

    过往的沉痛教训,早已令孙悟空与旧我拉开了极大的距离。于是,这叛逆的“气息”,在孙悟空,是既熟悉又疏远,既是遥远的过往,又是去而复返的当下。孙悟空对于它是既无奈又在当下十分依赖。因为,失去前途的郁闷,挤兑得他只能重拾起叛逆的旗帜,才能强打起精神,去见“故人”。故此,作者写道:“那大圣把旗即猎户们带上山的‘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外,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不题‘和尚’二字。”“杂彩花旗”四字形象地写出了孙悟空当下的复杂心绪。

    在作者看似虚构的、毫无现实性的情节里,实际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性经验,展现的是心灵的内在戏剧。这正符合作者在第一回就明确告知读者的创作手法:“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作者借着他精到的文学技艺,不动声色,却能横生奇幻,将这内在世界微妙的意味精准而生动地传达了出来。这大开大阖、气象万千、灵动飞扬的创造,的的确确是大师级的手笔!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借着这个梳理的机会,先澄清一个小小的疑问。可能有细心的读者会有个质疑:你这么笃定说齐天大圣是黄袍怪,可为啥他俩一个披赭黄袍,一个披淡黄袍?

    袍子颜色的深浅,首先反映的是地位有区别:赭黄袍是当时的帝王专用色,齐天大圣披这颜色的袍子就是违禁、犯上,体现了其行为的叛逆性质,自然也是孙悟空极端渴求做“人上人”欲望的反映。而淡黄袍并无违禁、犯上的意味,可以理解为是“蹭”帝王专用色的“擦边球”,体现的是人们对尊贵地位的羡慕和模仿心理。

    其次,从认知上说,作为故事角色的黄袍怪代表奎星、科举,象征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处于众人广泛知晓的现象层面,属于浅层的心理动机;而以齐天大圣象征的“超越一切”之妄想,处于抽象的哲学层面,属于深层心理动机。故而,作者“定义”:齐天大圣是黄袍怪“500年前的旧祖宗”。颜色的深浅也对应了两者所处心理层面的深浅。

    无论颜色深些、浅些,均显示着披袍者的超凡出众,高居人上,这是“黄袍”的核心属性,不随深浅而改变。因此说,从现象上看,是两件袍子;本质上却是一件。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明白了这个关系,再看故事情节演绎的逻辑,也就能解析出其中的人性共通之处。

    回到故事情节来。这个暂时复活的叛逆精神重新出山了,而且换了面目变成了黄袍怪。催生这一变幻的现实逻辑是什么呢?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唐僧在途中短暂歇脚的“黑松林”。这个意象,在小说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后来的“半截观音老鼠精”故事里又再度出现了)。正是在这里,唐僧又和八戒、沙僧走散了,随后就自己投进了黄袍怪“怀里”。

    在古典文学中,最有名的“黑松林”,首推《水浒》中鲁智深搭救林冲之所。那本是差役欲杀害林冲之地,凶险血腥。吴承恩无疑受此意象启发,将之上升到哲学一般层面,用以象征艰险的人世,而且这个“黑”更加偏向“险恶”的一面。正是“黑松林三藏逢魔”。

    既然“黑松林”是这样的存在,那普通人身处其间,会有什么感受?不用说你也能想到。作者是这样写的:“长老在那林间,耳热眼跳,身心不安。”长老也清楚,“此间不是个住处”。可寻常的力量(即八戒和沙僧)根本不能依靠。正常人会想什么出路,好在艰险的人世中求得长久的安宁?毫无疑问,多数人会想要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而不是“人下人”。这不正好是自己投向了黄袍怪的“怀抱”吗?这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念头和选择了。那作者为啥说唐僧“情思紊乱,却走错了”呢?错在哪里呢?

    当人人争做“人上人”,逃避“人下人”,就自然会把所有人都当成对手,乃至敌手,这只会令“黑松林”更“黑”,社会就变成了“丛林”。这样,众人共同的“明智”的选择,就会走向本意的反面:本意是寻求光明,却把所有人都竖立为对手、敌手,那就必输无疑了!一个人怎能打败所有人?这不就是暗无天日了吗!因此,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情思紊乱,却走错了”。比如说,大家都想让自家孩子上名校,结果,却把普通的房子搞成了天价的“学区房”,莫非孩子上个学,家里还得有“矿”不成?这还只是一个房子,关于孩子上学其他的事,就不多做罗列了。这就是标准的“所有人害所有人”的最坏选择,学名叫“囚徒困境”。具体啥意思,还不了解的人可以到网上自行搜索。

    我们可以推脱说,这困境是社会的责任,个体很无辜。但假如人人都无辜,社会不也就没责任了吗?毕竟,社会就是一个个个人组成的。所以,走错了就是走错了,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对于吴承恩来说,父辈为他选了科举之路,吴承恩却不愿陷入困境,而期望自开新路,实际却走上了叛逆之路,这就是后果。

    通常来说,后浪总是要批判前浪的。可要是过了头,就搞成叛逆了。叛逆自然有更大的代价。前面说的孙悟空的愧悔和纠结就反映了代价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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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2 17:4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8-22 17:55 编辑

    叛逆并不一定真有罪(比如,为了公众利益的“叛逆”往往是正义的:日心说挑战地心说,却成了“异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却成了“共匪”等等),但失败的叛逆往往不是运气不好那么简单,而通常是选错了道路,那样的错误至少也是思想上的罪过。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既是思想有错,也是行为有罪了:表面上,孙大圣的罪在叛逆行为,而根子上却是选错了路——错在重复旧有的等级思想和目标。看似叛逆,实则是对腐朽过去的“继承”。这也就难怪孙悟空在500年后要说当年是被如来“哄了”:所谓“被哄”指的是把如来虚设的“天边”当作自己的极限而止步不前,具体说,就相当于是把旧的价值体系(儒释道)当作全部的可选项,而没有做到真正的超越(只满足于披上黄袍,成为“齐天大圣”),所谓的“叛逆”也就名存实亡了,即便“成功”了,也会活成自己原本讨厌的样子——变成另一个“玉帝老儿”,不过是又一个“黄袍怪”而已。——你不去追求卓越和真正的超越,而只求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黄袍怪”。这样,你的失败就会令自己格外的羞愧(本故事中刚回花果山时的孙悟空就是如此),直到你找到了真正正确的方向。


    说到这儿,我们也就看到了,吴承恩父辈的选择是“黄袍怪”,吴承恩的叛逆也是“黄袍怪”,两者的共通点就是“齐天大圣”(“要做人上人”的欲求)。两代人看似南辕北辙,可“齐天大圣”却是在背后连接两代人的共通的深层原始精神力量。它又以“黄袍怪”的双重身份(奎星与猴行者)交叉活跃在两代人的人生追求路上。这是一幅多么复杂又奇幻的精神画卷啊!而作者的一支神妙之笔,竟然匪夷所思地把它写成了一个精彩的文学故事。我们还是不要再罗嗦什么“不可思议”了,还是继续欣赏就好。


    在写黄袍怪的模样时,作者是这样刻画的:

    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呀呀。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样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木+骨)(木+出)桠槎。斜披着淡黄袍帐,赛过那织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眠的一块石,细润无瑕。他也曾小妖排蚁阵,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风凛凛,大家吆喝,叫一声爷。他也曾月作三人壶酌酒,他也曾风生两腋盏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霎着下眼,游遍天涯。荒林喧鸟雀,深莽宿龙蛇。仙子种田生白玉,道人伏火养丹砂。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楞楞妖怪,却就是一个牛头夜叉。

    描写中除了狰狞的外貌(魁星传统)、典雅的装束、犀利的钢刀、精妙的品味(精致而又暴力),就是嵌入了齐天大圣过往的经历与神通(筋斗云),还有作者本人的诗意,这些斑斓纷纭的意象“强行”拼贴在一处,令读者摸不着头绪。

    从“荒林喧鸟雀”起,到结尾,说的是妖魔的洞府,但更是在说妖魔精神上的深层“根据地”。“荒林”是杂乱的林子,意指诗中前述的杂乱意象;“喧鸟雀”意指这些杂乱的种种刻画会令人众说纷纭。但是拨开这些表面现象,探寻深处,就会发现这些现象下隐藏的共同根源是妖魔精神深层的力量,这就是“深莽宿龙蛇”的意思。“龙蛇”正是原始的精神力量的代称。由它却可提炼出人类永恒追求超越的精神内核,这正是黄袍怪在哲理意义上的“舍利子玲珑内丹”。“仙子种田生白玉,道人伏火养丹砂。”说的是这原始的精神力量,在好人手里能创造出美好的结果(想必,《七龙珠》里的神龙和龙珠的创造,也受到过《西游记》里这种精神内核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发吧)。然而,一旦走错了门径,上了歪门邪道(即“小小洞门”),那虽然不是地狱,但被错误放纵(或培养)的原始力量也能变得如同地狱恶鬼般可怖(比较容易联想到的是《七龙珠》里的比克大魔王)。

    此外,在妖怪的洞府里,有一样特别的装置——定魂桩。这个意象代表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比如:科举成功,光宗耀祖,就是黄袍怪洞里的“定魂桩”)。而通常,人们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定魂桩”定得死死的,摆脱不开,仿佛是人体内“自带”的“尸魔”,对人的心灵纠缠不休、花样百出。百花羞公主出现解救唐僧,正是文学将人心从科举八股文的禁锢中带出的隐喻。然而,解救虽是解救了,唐僧却是从后门走掉的,寓意走的并不光明磊落,走得并不彻底,还留着许多“尾巴”。所谓“摆尾摇头逐浪游”还是有随波逐流的气质在。这也完全合乎社会的意识形态神话的源远流长的顽固特性,正如黄袍怪最后交代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神话与反“神话”

    不用说,作者对黄袍怪的批判是十分生动的,也是至为深刻的。不仅从现象上纤毫毕现,更直指人性的极深处,意在叫人全面而彻底地认清一个人对无限自由(胜过所有人、所有物,做人上人)的贪欲是一种病,即作者说的“妄想”。

    然而,妄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往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这构成了对妄想的极大滋养。此外,妄想还需要更适宜的土壤,才能发芽,出土,茁长,以至开花、结果,再繁衍无穷。离开了这样的土壤,妄想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那么,什么是它更适宜的土壤呢?

    前面提到的那两个独角鬼王是不是“土壤”呢?黄袍是他们献出的,齐天大圣的名号也是他们首倡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齐天大圣这样过分的称号,玉帝和整个天庭就那么接受和承认了,即便只是在名义上。天庭应该也算是“土壤”了吧。还有,几百年来,咱们读者不也欣然接受了齐天大圣的存在了吗,即便只是在神话故事里?咱们之中又有几个人,最初能不被齐天大圣的风采所折服,而击节赞叹乃至神往呢?

    那么,线索也就出现了。请问,“齐天大圣”们在哪里?“无限自由”又在哪里?恐怕只能是在神话里吧。当然,今天还有另外的答案:在现代人自我编织的种种幻想和“意淫”里、在大片里……

    古往今来,神话一直是文明最厚重的土壤,其中蕴涵着文明无限的密码,是人性最原初、最纯粹的体现。

    然而,“神话”也是妄想最佳的滋生土壤,是最能误导人的:我们把人神话了,就有了圣人;把事情神话了,就有了奇迹;把爱情神话了,就有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把金钱神话了,就多了许许多多的“爸爸”;把道理神话了,就有了黄风怪;把自己神话了,自己就变成了黄袍怪。

    在“神话”的世界里,什么都会有,一切都可能,惟独缺少了真实。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只活在真实里,我们或许会看不起自己的。因为,我们都很渺小,很平凡,很俗气,……所以,我们离不开神话。我们甚至宁愿活在神话里,也不愿看到真实。

    这不,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这可能有点太过沉重了,不是大多数人愿意背负的重量。孟子说的似乎有更大的接受度:“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毕竟有“大任”的光环在,比只有沉重的压抑要好得多。不过,这仍然不会是多数人的期待,只能适合于部分有企图心的人。

    与这些相比,“神话”真是好太多了:用不着付出过多真实的努力,只要想想就好,再编几个暂不“出发上路”的借口,就可以完美神游了。神话就是这样廉价的东西,绝对是“价廉物美”,货超所值。要是还能把这“货”卖给相信神话的买主,那就真的梦想成真了!所以,神话最后的结局,不是馅饼,而是陷阱——掉坑里的,不是自己,就是被自己推下去的别人(孙悟空就是被独角鬼王给推进“齐天大圣”的坑里了。而独角鬼王的真名叫做“惟我独尊”)。

    人类历史中不乏勇士和负重者,但也充斥着诸如廉价“神话”这样的糟粕、垃圾,以及靠着这些污浊、废弃物生存的骗子、阴谋家。我们心中美好的本质究竟是朝向何处生长,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历史、文化和现实中识别出营养和垃圾,并作出相应的选择。选对了,就能生长、强壮;选错了,就会生病、枯萎。《西游记》这貌似神话、却事实上反“神话”的“天书”,就是想帮助人们提升辩识力和抗“病”力的好书,是作者一生亲身经历的总结与对人生、人性和社会深思熟虑的成果。开卷有益,正是要多读这样的好书。

    而作者在此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人性并非神话,正义也不是神话,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当孙悟空规劝公主“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时,正是在帮助她的心思回归真实,放下“神话”。这里还包含着敬畏、服从外在的权威、规则,放弃“自我神话”的意义。而“公主闻此正言,半晌家耳红面赤,惭愧无地。”可见,真实的力量,终归还是大过“神话”的。我们从这里,也能顺便猜到作者在故事中隐而未发的另一件在思想上“弃暗投明”的个案,就是孙悟空的思想转变。他怎么会在同猪八戒一道回去救师父之前说这样一段话的——“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不难想见,孙悟空就是在深入反思之后,勇敢地刀刃向内,革了自己旧思想、旧习气的命,然后,选择了回归合理的规则、秩序,远离叛逆(即妖精气),并力求用创新的、合乎道义的方法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所以,孙悟空不是简单的归顺,而是欲以创新追求卓越、超越。

    追求卓越,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合理的动机,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但我们一定要追求合乎道义的东西,也一定要追求真实的东西,千万要摆脱神话的幻影(猴行者主动跑来辅佐唐僧取经,不就是那位不知名的作者想借取经的神话来神话自己、过过瘾吗?),摆脱理想化的陷阱,摆脱对神话的渴求和依赖,脚踏实地沿着正义和道义之路,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走下去,哪怕只是迈出了那么一小步,前进了那么“不起眼”的“一丢丢”,那也是实事求是的“一丢丢”,胜过那凌空蹈虚的一筋斗的“十万八千里”。在这个意义上,黄袍怪的“舍利子玲珑内丹”也是超越了神话,而直指追求真正的卓越。这才是人性中永恒不灭的宝贵内核。孙悟空得到了它,心里就有了定盘星,就不容易再陷入追求的误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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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4 08: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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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0 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友好!因为解读到了无人区,每一步进展都比较缓慢,也很希望能更多地得到大家的回馈与支持。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你们的支持会给我更大的前行动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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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0 2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61 于 2020-8-30 21:43 编辑

对主旨诗的后续解读

    说得这么热闹,问题也变简单了:既然作者思考得这么深刻,他为什么不去搞哲学,反而要搞文学呢?

    原因也是很实在的:吴承恩为了寻求济世的大道,实际也是为了找到思想自救的出口,前前后后在儒、道、释的“思想迷宫”里撞得天昏地暗,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却在传统哲学这个“八卦炉”里炼成了“火眼金睛”)。直到他自己经由自身的经历获得大彻大悟,才洞晓过往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洞见了人们人生中思想上、生活上可能会经历多少误区、陷阱、磨难(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却可能依然难见“灵山”(唐僧“九世修行”都没有成功)。于是,他用大多数人都能看懂的故事形式,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思想蜕变历程(也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以求帮助更多人能更顺利地走出思想的迷宫(就如孙悟空保着唐僧去取经),赢得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与解放。《西游记》结尾时,作者十分诚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目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哲学的总结,只有少数人会去看,可奇幻的故事却能让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进而有机会接触到思想的启发。所以,吴承恩没有去做哲学家,而是做了文学家。所以,他其实是披着文学家外衣的哲学家、思想家。

    而本故事中的这首主旨诗所阐述的,就是作者人生修行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前面咱们聊了诗的头两句。这两句,分开看都很好,合起来就会产生类似于下面这样十分难缠的问题:让一个人一边要遵行道义,一边又要合乎自己的本性,两者其实是容易产生矛盾的。到底该怎么来权衡与平衡二者的关系呢?

    比如,如果要大义灭“私”,我灭吗?如果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教条禁区,张扬人性的新发展,我冒吗?当问题达到尖锐处,我要如何自处,才能合乎大道呢?

    不用说,唐僧肯定选坚守道德,哪怕杀身成仁,以死殉道。猪八戒则是坚决自保要紧,道义放两边。显然,这两条道,作者认为都不理想:前者不适合大多数人,后者就是走歪路。那他,会怎么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

    诗的头两句已经说了,道义和本性,两手都要抓。这是主旨。关键是“怎么抓”。

    作者说了:“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

    这两句说的是一个意思:首先必须让意识与情感彼此统一,才能走上正轨,就是说,你得自觉自愿,心甘情愿,诚心诚意来寻求解决之道,“非诚勿扰”。然后,才能:“共登极乐世界,同来不二法门。

    法门就是通向自由和解放(“极乐世界”)的哲理之门。“不二”就是不再受困于“二”(即上面说的两难困境),也是没有别选的唯一之门。那如何才能进入“不二法门”呢?“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

    这是说,必须要修行。而且,这里有成熟的总体体系、路径可循,也有确定的终极目标(“元神”即一个人根本的灵魂,喻指修行的终极目标)要认同,目标就是成佛;成佛是对悟道的比喻,也就是说这终极目标不局限于佛教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应于哲学的普遍领域。与此相对的,则是世俗之流以“功名利禄、酒色财气”配自己的“元神”,那就成了后面说的“六门趣”。

    总的方向、路径定了,标准也要给出,那就是:“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

    “三契”就是意识、情感、无意识(无意识是沙僧)三者的统一,这就要求义与本性、与当下的情感态度都契合,这个标准真是不低。因为它意谓着一个人的内心做到了最大的和谐、一致、真诚,而且是超出了真诚的真(比如道家的“真人”、“返璞归真”等说法中的“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怎样呢?那就是世间的千姿百态(即五行)、颠倒幻惑,也即妖与魔(色指众相)。有句话叫:“未佛皆魔”(没成佛的都是魔),可知魔有多少。

    “三契”的确是很高的标准,但这正是一切人类事务的自然要求——人们总要求完善的行动而非有缺陷的行动。

    把“三契”展开来说:义与本性的契合,从“义”的角度说,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接地气,相当于中医所说的辨症施治,对症下药。比如,当初观音劝说沙僧和八戒参加取经时,就是如此进行;而从本性的角度说,义与本性的契合,则是要在发扬个性时,合乎道义、规矩,有礼有节,而非肆意妄为,只考虑一己私利。孙悟空受观音点拨,主动要求参加取经的表现,就符合这点,书中的形容是:“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显然,经过500年的熬炼,孙大圣对道义的领悟力(不妨称为“义商”)大大超过了另两位“悟”字辈师弟。

    义与情感相契合,就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或者意味着受教者打开了心结,能够心甘情愿。否则,可能会“口服心不服”(口服可能是出于利害的考量,不是本心本愿),“到地不到位”,容易三心二意,“出妖蛾子”(后来的“六耳猕猴”作为“二心”,实出于此,即诚心还不够的结果)。正面的例子,则有“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及最广为流传的“家合万事兴”。

    本性与情感的契合,则是指落实在具体操作环节时,要完善“客户体验”。若体验不妙,一样可能招致失败,至少也会增加不必要的误会和阻碍。就如两夫妻过日子,性格不和,也可能导致劳燕分飞。这大体就是不断提高“情商”的事情。

    象在“无底洞”时,孙悟空一讲“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以及杨木、檀木的区别话头,八戒当即心悦诚服的情节,充分证明他们在取经的历程中各自的情商都得到了长足的提升,因此,一个愿教会教,一个愿听会听,彼此间的相处及配合融洽许多了。原先一个轻视、戏弄对方,一个怀疑、防备对方,给对方拆台、使绊子等等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如果反过来,“三契”中只做到部分契合,或毫无契合可言,那必然会麻烦不断,甚至寸步难行,可不就相当于遍地是妖魔了吗?“三契”实即成功的理想标准。而在成功之前,总会状况百出,形形色色。恰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有了宗旨、目标、路径和标准,具体的做法也就明确了:“剪除六门趣,即赴大雷音。”依据上述宗旨、目标、路径和标准就能识别好歹了,那么祛除自身所有的迷惑、误区(即种种“六门趣”,六门指人身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知觉通道,“趣”指沉迷的状态),就能一步步达到悟道的胜利境界。

    这首诗高度浓缩、总结了“西游”修行的基本框架,并被置于“尸魔系列”的第一个故事之中,意在以此取代以往的各种修行理论(包括儒、释、道在内),成为真正有效的“不二”“总径”,帮助人们走好自己人生的“取经路”。有了这样的正“经”,过去既有的那些功能类似的古老或传统的理论、意识形态都成了“左道”和误区,需要修行者统统放下、避开。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们,注定要和取经人分道扬镳。故事的结尾,作者说的十分含蓄、婉转——“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

    解读至此,我们恰好可以回应一下本系列解读的题目:取经为啥靠走的。

    从哲学上讲,旧日的宗教、教条、意识形态等等形而上学是主观性的,人的私心私利也具有主观性,它们往往都不具备客观的态度、平等公正的态度,也拒绝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形而上学与私心私利也最容易结合在一起,产生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这种结合的例子。又比如,儒家的仁义道德始终容留了统治阶级的主观需求:要人民乖乖听话,不得“犯上作乱”。因此,“儒家的仁义”也就始终是一种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平等公正、不客观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它与人的私心(首先是统治者的私心,其后可以是任何个体的私心)天然地就具有“前定姻缘”。因此,只要条件适合,黄袍可以“秒变”黄袍怪,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秒懂”: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因为,“老蒋”推行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套形而上学货色,它们正是私心最好的保护伞、遮羞布以及“训练营”、“亲友团”和“朋友圈”。它们惟独经不住人民大众实事求是的“考较”,最终令国民党失去民心,失去天下。所以说,国民党的失败,根子上,除了阶级立场的失败以外,还有就是哲学和文化上的失败,是凡事不肯实事求是的失败。同样,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的诸多大挫折也都出于这个原因,都是以形而上学主观性压制客观性,从而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道路。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同样时时刻刻面临着依据主观性还是依据客观性的关键选择。选择“依据主观性(标准)”,就会掉进私心和个人缺陷的陷阱中去,最终招致失败。反之,凡事实事求是,根据客观实际来行动、做事,就能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就有望一步步实现目标。

    实事求是,就是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前进,不退缩,不逃避,不得“是”,不停“求”。这正是取经精神的灵魂。反之,孙悟空飞来飞去的“筋斗云”则是主观性的道路,看上去又快又“爽”,可就是取不来真经,飞得越快,越容易撞山墙。

    前面说的主旨诗中的“法归本性”以及“兄和弟会成三契”就内含着实事求是的要求。“法归本性”就不用说了——方法要沿着事物的本性来——一目了然。“三契”是很高且内在的标准,是否达到,不能预知,要经实际检验。而人在遇到实际困难考验时,各种问题立即暴露:取经路上,有多少祸乱不是因取经团队达不到“三契”造成的:有唐僧驱逐孙悟空,有孙悟空不听从唐僧,有行者戏弄八戒,有悟能妒忌悟空,还有沙僧心怀不满,冷眼旁观,等等等等。如此“不契”,自然妖魔丛生。更有甚者,在“隐雾山折岳连环洞”,有个豹子精施展“分瓣梅花计”,令三兄弟完全分散,各忙各的,互不通气,把好好一个唐僧,白白留给了妖魔。比如,咱们开车时,酒上头、闲聊天、看手机、捡东西,各种分心,结果——你懂的。

    总之,人生奋斗过程中所有的不契都有深刻的内在、外在的社会、文化和个性的原因(这些原因中,内在的部分就叫做“尸魔”,而外在的部分可以称为社会群体的、或文化的“尸魔”),是滋生各种主观性、片面性的丰厚土壤,是通向真理路上的妖魔、阻碍。取经人的任务就是以“三契”为标准,搜检出各种“不契”的内、外因(种种“尸魔”),用智慧的、创新的方法去超越层层主观性,达成不断深化、牢固的内与外、内与内的契合,直至最终悟道,得见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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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6 16: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得不说的、最、最、最重要的话

    在本故事中,作者表露了他对叛逆的态度基调是——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创新的认同,对规则的认同,突出表现在对“义”的认同(义结孔怀),以及同时要求“法归本性”,这两条的结合必定要以创新来实现,以实事求是来开路。

    即便如此,作者仍实事求是地看到,叛逆作为一种追求变革的自然手段,不会自然地消失,而是会反复出现:因为它太自然了。比如,“后浪们”总会把自己的主观性当作理想化的真实目标,全情投入,并因此把“前浪们”的慎重、冷静当作“僵化”、“世故”、“守旧”来批判,在过激的冲动下,走向叛逆。

    故而,孙悟空在本故事里,对叛逆也只做到了理性上的否定,以及对规则在理性上的认同。他在本故事最后说的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当唐僧不断感谢和称颂行者的功劳时,“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厚之情也。’”“那话儿”就代表规则和约束,显然,孙猴儿还没法自然地领受它们的“情”。他在感情上,既没有达到对叛逆的远离,也没有达到对规则的驯顺。

    这两点在孙悟空身上近乎是不可能的,读者也不肯接受(这恰恰反映出叛逆具有强烈的自然基础)。但作者已是饱尝叛逆之苦,决不会再任由它肆意驰骋,只是孙悟空还需要一次关键性的感情上的转化,以达到前面说的“三契”状态,且主要是在感情上与规则的契合,与叛逆的切割。这个任务直到“真假猴王”一关才得以完成。

    如今,网上流传说,在那一关里,真的悟空被打死了,六耳猕猴悄悄取代了孙悟空,混进取经队伍里,直至到达西天云云。这虽说是明显想多了,但至少在感觉上是很敏锐的——的确,在“真假猴王”一关里,孙悟空的一部分是被“消灭”了,那就是他在情感上对叛逆的认同,也即“二心”。因此,孙悟空不是被“干掉”了,而是在消除了内在的矛盾后,心理变得更整合、一致了。这同时也消解了早在《西游记》前七回所产生的一个重大矛盾:名义上,孙悟空被说成是妖猴,但实际上,他却又被描绘成光彩夺目的大英雄。作者真正要肯定和赞美的是人类追求超越的永恒动力。但在让它焕发出不熄的光彩之前,一定要先超越自身,超越叛逆。在“宝象国”,作者完成了第一步,在“真假猴王”中完成了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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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6 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叛逆者的肩头是挑不起名叫“责任”的担子的。而没有责任压肩,叛逆终不过是一种青春的躁动,不可能持久,既难开花,更难结出好果,至多是一地鸡毛或结下难以下咽的苦果。而叛逆者要挑起“责任”的担子,则要有所归属,有所臣服,把自己交给某种高于自身的东西,从而完成叛逆者对叛逆的超越。所以说,叛逆是有自我颠覆属性的,它要么“翻车”,要么经由臣服,找到责任而自我超越。

    水泊梁山竖旗造反的好汉们也尝试了后一条道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替天行道”的责任,却因为“天”的虚无飘渺(实则他们应以民为“天”,但这未免太超前),而归于虚无。这也意味着他们尚未臣服于哪个,他们只服自己。后来,他们归顺了朝廷,却实际上臣服于了一个在道德上低于他们的集团,最终未能完成超越,反归于寂灭——一种自我耗尽后的冰冷结局。梁山的下场是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命运的一个投影,也是一切人类群体宿命的一个缩影,那就是,当前方再无高山可攀时,只能走向没落。

    好汉们归顺于一个道德上日趋没落的集团,这是他们走投无路的悲哀。而孙悟空有幸找到取经的出路,则是出于作者长期沉淀(没有500年那么长)之后的自我突破和超越。这种超越,终究是叛逆与责任担当结合的产物。俗话说:“家有倔子不败家。”叛逆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你必须挑战绝顶的高峰,从而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峰,也就找到了自己超卓的目标和使命。因此,叛逆是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最难的“加试题”。你若没有个金刚钻,最好别揽这摊瓷器活儿!

    唐朝的玄奘法师揽了这摊“活儿”,于是,有了取经的传奇。后来,许许多多的人都来尝试书写这部传奇,直到来了个叛逆的吴承恩,才算“找”对了“正主”。而吴承恩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第三次才成功登顶。他深知叛逆不是件容易的事,才要把五行山、500年、紧箍咒、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统统加在孙悟空的身上,借此告诉咱们:叛逆有道,负重致远;任性没戏,紧箍伺候。

    最终,作者并没能完全消灭孙悟空的叛逆基因(故事里,如来就没打算殄灭“六耳猕猴”,只是孙猴子容不下他)。因为孙悟空在全书的最后仍在表达对紧箍的不满和抗争。这才是真实的猴子、真实的人性。也因为这份真实,《西游记》才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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