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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戎小捷

文明社会原理——兼论人类各种核心价值观的来龙去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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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3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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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三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互补
以上我们讨论了单一的社会工具系统往往需要其它社会系统的帮助,以及整个文明社会倾向于转化为一种多元的结构。那么,这就直接产生出一个问题,即,任何一个社会工具系统,当有外工具系统与其并列存在时,或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借助于外工具系统的某些特性时,这会更有利于其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还是会不利于其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换句话说就是,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单一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合理,更有益?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些赞成行政系统的思想家,往往把行政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不足归因于是(残存的)市场系统在那里捣乱;而另一些赞成市场系统的思想家又把市场系统所表现出的不足归因于是(多余的)行政系统在那里捣乱,如果“无政府”就好了。那么事情真的如此吗?本节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分别具体讨论各个社会工具系统时(第三章~第六章),曾指出一个社会系统要想正常运转,就必须遵守其自身的各种定律和法则,而且要遵守系统内部的“第一均衡原理”,即,该社会系统中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因此,只要我们弄清楚了外系统的存在会对某一社会系统自身内部的定律、法则以及其“均衡原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大致判断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的情况。一个行政系统要想长期正常运转,就必须在第二法则(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第一法则(确保各级官员的等级权威)之间保持一种均衡。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确保实施第一法则还是确保实施第二法则,都是需要付出实际成本的。而我们又知道,行政系统就其自身来讲,在一般的非紧急的情况下,它是低效率的,也就是说,它负担这个成本的能力非常有限。尤其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行政系统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遵从第一法则确保各级官员的高物质待遇而影响第二法则;那么遵从第二法则确保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而不下降违反第一法则。由于政策制定者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宁愿维护第一法则而违反第二法则。例如古埃及文明,统治者为了维护第一行政法则而修建的过于巨大的金字塔,就使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从宏观长期来看最终严重影响了古埃及文明的正常运转。
而我们知道,一个市场系统的存在,会有利于社会分工效率大幅度、持续地提高,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如果在行政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市场系统,那么,行政系统的这个维护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的成本实际上可以通过商业赋税而由市场系统来承担,从而就能确保行政第一法则和行政第二法则之间长期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
一个市场系统的存在,不仅有利于第一行政法则和第二行政法则之间保持均衡,而且还有利于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定律之间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我们仍以对行政系统性命攸关的赋税征收为例。我们知道,从理论上来说,一方面行政系统应该根据自身当时的需要灵活地征收赋税,需要多征就多征,需要少征就少征(行政第一定律:命令可以改变);另一方面,行政系统还应该根据当时人民的实际生产情况可以多征就多征(丰年),不能多征就少征(灾年)。但是根据“命令必须明确”的第二行政定律,行政赋税的征收又必须每年有一个确定的绝对数额④,不能随意加征或减征。这就造成了一个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定律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
但如果存在着一个较完善的市场系统的话,行政系统就可以通过只对市场系统中居于少数的中介阶层进行按比例的征税来解决这一矛盾⑤。整个社会生产发展了,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相对集中于大大小小的中介们手中,这表现为中介阶层的利润大幅增长,从而导致按比例征收的行政系统的收入大幅增加;生产停滞了,中介阶层的利润大幅下降,行政系统的收入也会相应调整下降。即使遇到紧急情况行政系统需要额外多征收一些税收,提高了税收的比例,那么,直接受影响的是中介阶层,他们的利润率会降低(但仍有利润),而不会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从而避免灾难性的社会动荡,也间接保障了第一行政法则和第二行政法则之间的大致均衡。或者换一个习惯性的说法,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这种结构性互补合作,就可以彻底解决行政系统老大难的“财政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的情况。首先,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它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实现,将越来越困难,而不得不越来越依靠行政系统的帮助。比如,拿市场第二定律“不得违约”来说,在市场系统刚诞生时,交换者之间彼此相对熟悉,市场第二定律还可以依靠舆论的力量来保障。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交换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大,交换者双方越来越陌生,同时风俗传统的力量越来越弱,这时,就渐渐地无法靠传统舆论的力量来彻底保障市场第二定律的贯彻执行了。而且,随着市场系统的发展,中介的层次不断增加,违约带来的影响、后果也越来越严重,这时就只有靠行政系统出面来确保第二定律的实现,以及处理善后事宜了。
再拿第一市场定律“交换者必须彼此提供有关交换物品的充分的相关信息”来说,在市场经济的早期,交换的双方可以面对面地仅凭各自的肉眼和经验就可以充分获得对方所提供物品的相关信息。例如对方提供的一棵白菜是否新鲜完好、或对方提供的一个扁担是否结实,人们都可以仅凭肉眼观看或手的触摸就能得知。但这种方法在市场系统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已经完全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到超市中随便买一件物品,例如一袋奶粉,虽然说明书中详细列出了它的产地、原料来源、配料比例、营养成分、生产者的姓名地址等等,但我们普通的顾客已经无法仅凭肉眼就判断出说明书上所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更无法判断出里面是否掺杂了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即使某个顾客有知识有能力,他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这袋奶粉进行化学实验分析,因为那样做的成本太大。更何况人们每天要买的东西多种多样,决不仅限于奶粉一种商品。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才能确保第一市场定律的实施呢?从全社会节约成本的角度来看,只能找出一个具有权威且具有强制力的代理机构,由它来代替那些成千上万的购买奶粉的顾客,对这个厂家生产的奶粉进行统一的测试、调查,以确保其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权威的统一代理机构就是置身市场系统之外且有权进行惩治的行政系统,具体来说就是行政系统中的工商管理部门和食品安全卫生监督部门。正是靠了它们,才确保了市场第一定律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中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的实现问题。先说市场第二法则“信赖中介”。我们已经知道,除了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载体的中介(定期集市)能够天然地获得人们的信赖之外,以物质为载体的中介(货币)和以活生生的自然人为载体的中介(厂商法人)都不易获得人们的绝对信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物质的中介——货币,是依靠某些自然物的不易获得性(不易造假性)来获得大家的信赖从而担当起中介功能的(如金银),而活生生的人的中介——商人,则是依靠大家对他(她)的熟悉了解(亲朋好友及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而获得担当中介功能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所交换物品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交换的时间差也越来越大(再也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以金银及熟人来担当中介显然越来越不方便、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及信用担保制度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但纸币制度及担保人制度追究到最后都需要有一个最终的担保人,最终的值得信赖的中介幕后人。显然,这只有求助于行政系统才行,只有置身于市场系统之外,并具有权威的行政系统才最有资格和能力充当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系统才能最终保障第二市场法则“信赖中介”的彻底实现。这一点在当前自2008年起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市场系统中的巨型金融机构纷纷失信宣布破产之时,为了防止整个经济系统彻底崩溃(通俗地说,就是各大银行太大了,已经不能让它倒闭了),各国就只有依靠政府出面,或者以注资或者以收购重组的方式来“强行”重建这些巨型金融中介们的信誉了。
再看第一市场法则“确保广大最终交换者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我们知道,在市场系统萌芽时,人们交换物品只是一种“副业”,如果交换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人们不交换就是了。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交换逐渐变成主业,尤其在当代,任何人要生存,都不得不和别人交换了。例如现在人们无论中学毕业还是大学毕业,都面临着一个“找工作”的任务。而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做为中介的厂商们,总是要尽可能压低雇员们的工资,虽然他们自身也知道,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会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并最终也损害自身的利益。但由于做为中介的厂商们数以千万计,让他们相互之间去达成一个协议来统一提高各自雇员们的最低工资显然不可能。这时就需要有市场系统之外的一个中立的权威机构来强制性地、每隔一段时期就统一提高整个社会的最低工资水平。显然,这个机构也只能由行政系统来担任,也就是说,一个行政系统的存在,保障了市场第一法则的真正实现。(当然,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第一法则的实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个机制保障成本过高。由于工会不是中立的第三方,且其具有的手段主要是罢工,因此,在全社会的生活都高度牵连在一起的情况下,即使是局部的罢工也会导致社会动荡,尤其在当前,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瘫痪。)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理念系统。首先,一般来说,一个独立存在的理念系统,有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社会上有其它独立的社会分工协作系统存在。因为一般来说,理念系统自身并不拥有养活自己的物质手段(观念不能当饭吃),除非它本身兼具了行政系统或市场系统的某些特性(例如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那样,自己征税)。其次,一个宏观的行政系统的存在,一来,为理念系统的各种理论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应用场所;二来,行政系统“命令可以改变”的特征,又可以在实践中确保理念第一定律“接受实践检验”真正得到落实。(“检验”,显然更需由独立的外系统做为第三方来实行。如果没有外系统的存在,理念系统内部的争论,是无论如何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更是如此)
另外,理念系统要具有独立性(独立于行政系统),那么,显然,它必须依靠市场系统来养活了。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及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之中,那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一方面要依靠市场系统中那些大富翁们的资助才能安心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也要依靠市场系统中的那些以谋利为目的的印刷出版商们的投资发行,才能最终和广大的读者见面,并最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之,一个行政系统的存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不同的“指导建议”的需求,使理念系统有了用武之地;而一个市场系统的存在,则不仅能保证这些指导建议能够实际产生出来,而且还能保证这些“指导建议”的“多元化”(即使出版商本人不认同某个理论,但只要社会上有人认同,能赚钱,出版商也会拼命发行它),也即使“多项备选”的理念第二定律能够真正实现。
最后,一个风俗系统的存在,又在客观上对这些“多元化”的建议进行了初步的筛选,从而使理念系统的第二定律中所要求的“有效可行”规则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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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4 10: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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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合作
    我们又经说过,不同的社会工具遵循着不同的律则,这些律则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理论上的结构性互补合作是否真的能实现?本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方面是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合作的必要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客观上实际合作的可能性。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假如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都是抽象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存在实体的话,那么,这两大社会系统之间确实不存在任何全面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就像肢体行动语言完全相反的两种动物永远不能成为好朋友一样)。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分析过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能自身独立存在的行政系统实体和市场系统实体,而只存在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所组成的行政实体(系统)和市场实体(系统)。也就是说,行政系统的规则和市场系统的规则之间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行政系统的物质载体(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市场系统的物质载体(一个个具体的人)之间,却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并可以相互理解的。例如,所有的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欲望、需求,自小都受着风俗习惯的影响,并同时承受着三大社会系统规则的共同作用,甚至有的人就先后在三大社会系统中都工作过。所有这些,都为彼此对立的社会系统之间的互补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能、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⑥
其次,虽然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最根本的原则(公律)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这并不排除它们所派生出来的次级、次次级行为规则中,会出现彼此规则兼容相通的情形。即使拿完全对立的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根本公律来说,在行政系统的“服从”规则中,就有和市场系统的“交换”规则相通的地方。例如,既然(百姓)我服从了你(官)的命令,那么,做为你发布命令的一方就有责任保障我的人身安全。这也可以看作是我用“服从”交换来了“人身安全”,也是一种市场的“自愿交换”行为。再比如,各层级的官吏对上级虽然“卑躬屈膝”,但却交换来了对自己的下级的“趾高气扬”。总之,彼此相互对立的系统规则在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也会有交叉重叠的地方。这就为彼此理解、彼此合作提供了某种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同社会系统之间产生合作的必要性。除了上一节所讨论过的结构性互补之外,我们再从缓和社会系统内部的冲突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安全需求是人们的第一需求。如果做一件事情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去做这件事情。只有做一件事情可以使人们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人们才会积极地去做这件事情。正像我们在分别研究三大社会系统各自本身的特点和内在冲突时所看到的,任何单一的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具体的物质载体(活人)之间的斗争有时非常剧烈,甚至是你死我活。而且,由于彼此之间由信息不通所产生的猜疑(警戒心)又是无法根除的,因此,就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即,彼此势均力敌,又不想两败俱伤,或不想一旦挫败就必死无疑的人们,希望能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裁判来仲裁或调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不仅能使胜者少付出代价来实现掌权或在竞争中胜出,也能使挫败者至少还能在本系统之外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而存活下去。
先举一个行政系统中的例子。我们知道,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政治局会议”制度(民主集中制)似乎是一个较完美的制度:既有精英们的集思广益,又有统一行动的力量。但这里有一个缺陷,就是当精英们集思广益,发表各自不同看法时,很容易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就像前苏联早期政治局以及当代中国前期政治局那样。这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上不存在别的社会系统,因此在行政系统的内部斗争中一旦失败,则无处可去。这必然导致各自都没有退路的双方残酷斗争的出现。因此,政治局制度就非常容易演化为两个变种,一个是演化为个人集权制、家长制,如斯大林;另一个是演化为“一团和气制”,如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据说,为了避搞阴谋之嫌,政治局委员之间,包括彼此的秘书和家人在内,均不得有私人接触,如不得串门、一起吃饭等等)。
个人集权制固然有很大弊端,而一团和气,大家谁也不发表创见,彼此相互附会,整个政治局死气沉沉,无所作为,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就好比足球比赛,彼此恶意犯规、无限升级犯规,导致人身伤害固然不好。但如果大家一团和气,谁也不犯一丝一毫的规,以致没有了拼抢,那也丧失了足球比赛的活力。显然,要想保持足球的活力而又不失控制,一方面,就需要一个裁判来掌握尺度。同时,除了足球,社会上还要有其它职业存在,以使大家都有退路。那么显然,这个公正无私的裁判只能由第三方来担任,而退路也需由第三方来提供。同样,一个行政系统内部彼此斗争的双方,也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而这个裁判也必须由另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人们来担任,退路也必须由另一社会系统来提供。
同样,市场系统的内部也是如此。例如,在彼此利益紧密相关的不同生产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一旦产生矛盾、纠纷,往往很难调和。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本能,另一方面,每个人囿于自身的地位和视野,很难换位为他人思考。这就像相邻的两个国家产生了复杂的领土争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样。再比如,正常的市场竞争,也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恶意竞争(倾销)和联合垄断。此时也往往需要置身事外的第三者——另一社会系统中的人来充当裁判。这就好比几个同样急着赶路的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相互卡在一块儿,谁也不能证明别车该先给自己让路、谁也不能证明自己不该先给别车让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从外系统的、自己没有赶路任务的警察来裁判谁该给谁让路。裁判一方面可以协调对立双方的利益,避免事态向失控方向发展,造成两败俱伤。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市场正常的竞争机制的失灵或丧失。
理念系统当然也不例外,其内部的各个理论体系之间的竞争更需要非理念系统的第三方来当裁判。在第五章中我们曾讨论过理念系统内部各理论派别的不妥协性以及冲突的残酷性。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这种不同宗派之间的冲突往往以暴力(消灭对方肉体)的方式一再表现出来。即使到了当代(21世纪),在一些理俗系统(详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这种你死我活的冲突仍然不断。以致于不得不靠军队的赤裸裸的更大的行政暴力来压制住这种不同教派之间的剧烈冲突。例如埃及2013年发生的军事接管(反面的例子则有伊拉克的萨达姆登台后,由于缺少了第三方对各系统之间的制约,导致伊拉克境内恶性自杀式暴力活动不断出现)。总之,三大社会系统中的每个系统,都需要另外的社会系统的帮助(当裁判或提供退路)来解决本系统内部的剧烈冲突,这就在各系统之间产生了彼此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三大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效合作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在需求之外,还必须有适宜的外部条件,合作才能真正地实际产生。外部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某个社会系统内部,处于对立的双方(或几方)势力,力量要大致均衡。如果某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那么他就不会需要外系统的帮助,更不需要什么裁判,它只要直接吃掉对立的一方就行了。二是从某个文明社会内部来说,几个社会系统的力量要大致均衡,不能有任何一个系统处于过于强势的地位。只有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情况下,彼此相互尊重的、互利的合作才有可能产生,并稳定发展起来。否则处于强势的社会系统在遇到危机时首先会想到把困难转嫁给外系统,甚或干脆一口吃掉外系统,从而来暂缓自身的危机(这就好比几个汽车卡在十字路口,但其中的一个司机有枪,过于强大,他会本能地自己站出来当警察,用枪强制别的司机给他让路)。三是在文明社会的外部,不能有过于弱小的文明,否则强势文明也会把危机转嫁给那些弱势文明,从而使强势文明内的各个社会系统失去了合作的必要。例如在古罗马时期,罗马的行政系统只需靠征服弱小文明来解决自身的(例如财政)问题,而不必求助于外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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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5 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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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三大系统合作的具体途径
既然三大社会系统之间因为“人为”的原因而有可能进行对彼此都有利的合作、互助,那么,具体的、可能的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合作途径都有哪些呢?我们这里主要以行政系统为例,来看一下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理念系统之间合作的方式及途径。
我们先从社会分工协作的宏观结构上来考察一下。我们知道,单纯的行政系统和单纯的市场系统的组织能力都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或者说,随着行政系统在空间上的扩张,市场系统在时间上的发展,使行政系统及市场系统超过了一定的规模后,行政系统的规则和市场系统的规则都会出现失灵的现象。那么,比较合理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出路是,在一个社会中,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并存,各自帮助对方,同时也得到对方的帮助,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还有一条出路是,占强势地位的社会系统,会有意吸收一些与之对立的另一系统中的某些基本规则,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允许另一社会系统的存在,使之为自己服务,或使之成为自己的辅助系统。第一条出路是理想的上策,好虽好,但很难做到,尤其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早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本能,因此,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工具系统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自我肯定的本能,它们很难看到与自身对立的另一社会工具系统的长处。第二条出路是大多数人类文明社会所实际采取过的方式,虽然不甚完美,但却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某些规则失灵的现象,继续维持住整个文明社会的运转。
    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合作或相互辅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由此也就造成了社会分工组织系统的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一种是纵向的,大致来说就是,一切微观方面的组织工作都交给市场系统去做,一切宏观方面的组织工作都交给行政系统去做。还有一种结构方式是横向的,即,一切非敏感的行业(对社会安全影响不大的行业)都交给市场系统去做,而一切敏感的行业(如军事工业、交通、电信)都交给行政系统去做。
我们再从行政系统内部某些具体问题出发,来考察一下不同系统的合作途径。从行政系统方面来看,其内部的最大的“人为”问题就是最高的“共同意志”的继承和替换问题。再英明的“共同意志”的代表也有死亡的那一天,而行政系统内部再好的继承方式(如禅让任命制、世袭制等)也不能完全避免把一个实际上很不称职的人物推上“共同意志”代表的岗位。拿禅让制(任命制)来说,斯大林选择的马林科夫、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均不称职。世袭制则更是靠撞大运了。在上述情况下,在行政系统内部由谁来继承,由谁来接替“共同意志”的问题上,显然需要外系统的力量帮助,由外系统来当裁判,来帮助选择。比如当代欧美相对合理的定期选举更换制,其巨大的选举成本就需要市场系统的赞助,众多的投票者更要靠外系统人员的参加才行(行政系统内部是不能实行选举制的⑦)。
其次,行政系统还存在着一个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问题。共同意志一旦做出了决定,全体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因此,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例如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个问题也不能由行政系统自身来解决。一方面,行政系统不能依靠本系统的下层机构或人员来防止决策失误的发生,或寄希望他们不执行有重大缺陷的决策,因为这将直接违背“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最根本的行政原则。另一方面,行政系统也不能依靠同时设立两个甚至三个行政首脑来防止决策失误(古希腊、古罗马有过类似尝试),因为这将违反“命令必须明确”的第二行政定律。同样,行政系统也不能完全依靠把决策的过程分为几个不同的程序,然后让这几个不同的程序之间彼此进行制约,以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中国古代行政发展史上曾走过这条路)。这个办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大决策的技术性失误的发生,而不能避免决策本身根本内容的失误。⑧
当然我们可以用参谋部(政治局、军机处)的方式来集思广益,但一方面,大家都因身在“庐山”之中,都容易犯“当局者迷”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最高的共同意志无法判断出持不同意见的各个参谋们,他们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而坚持己见,而这往往会影响到共同意志对参谋们意见的取舍。这时,在防止重大决策失误发生这一点上,行政系统也需要外系统的判断来帮忙。道理在于,外系统的人都不是行政系统中人,不太容易犯“当局者迷”错误,且又无法或没有必要出于某种私心来坚持己见。尤其在行政系统的决策只对本系统有利,而大大损害外系统利益(并最终损害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的情况下,就更需要外系统的监督与合作来帮忙。在现实生活中,行政系统一般总是通过授予外系统在某些重大行政决策问题上拥有一定否决权的具体方式(例如,在西方欧美社会中,往往由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来判定某个行政决策是否违宪;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做出某项重大决策之前,也经常要征求一下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意见),来完成和外系统力量之间的合作,以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
下面我们再考察一下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具体合作方式与途径。我们知道,做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意志”的最高行政首脑,他做出决策、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他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如果信息不准,或信息滞后,那么共同意志自身再高明、再聪明,其所信奉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再正确、其自身的经验阅历再丰富也没用。假如在一个社会中只存在着行政系统,那么,最高首领的信息来源只可能是大大小小的下层官员。
首先,由于只能逐级上报,⑨因此,信息极易滞后。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官员,他们在提供信息时,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倾向于提供一些上头所愿意听到的、且对自身有利的信息,至少也会把上面所愿意听到的、且对自身有利的信息加以放大,而把那些上面所不愿听到的、且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加以缩小。这样做就往往造成了信息的失真,从而对上面的决策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当然,人们容易想到的是直接由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或由最基层的官员直接向最高领导提供有关真实信息。但这样做的难度极大。因为,信息的提供者本身也是行政系统中的一员,万一所提供的信息对最高领导有利而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利(这是经常、甚至必然发生的),那他今后将遭到险恶的待遇,即使换一个新领导或换一个新单位也不行(新领导、新单位将把他视为一个“定时炸弹”)。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愿冒然提供真实信息的。⑩
相反,若是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由理念系统(以及市场系统)所掌握的信息提供通道,那么,上述的弊病就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避免。虽然那些反对当前行政政策的某个理论派别也会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对己有利的信息加以放大,把某些不利信息加以缩小;但与其对立的理论派别的相反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失真加以抵消。更何况还有许多立场居中的理论派别也掌握着许多信息源,他们也可提供许多不偏不倚的、基本中立的大量信息,从而使行政系统的领导者们能够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当决策失误时,也可根据大量的信息反馈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校正。而不用再去花费大量的精力、成本来对这些信息加以辨别、去伪存真11。因为中立的、独立的信息通道,没有制造假信息的激励机制。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出于自身的要求,整个行政系统的人都是由信奉某种理论体系的人所组成,这虽然有利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弊端,这就是当行政系统接收到某个社会信息时,所有的行政系统中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本能地)用自己所信奉的那同一个理论体系来对这个信息进行解读,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这同样会造成信息失真,原本内容丰富多彩的信息变成单色调的了(就像我们曾提到的那个基督教中“约瑟谷仓”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系统也需要外系统的合作。由外系统组成的独立的信息传输通道、以及由外系统的人对这些信息所做的独立的分析、解读,不仅能避免信息强度的失真,还能避免信息色彩的失真。
当然,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消除各个社会系统自身内部的人为缺陷,更可以因为有效的合作而产生出许多新的、靠单独一个社会系统所无法产生出来的优势。例如,拿行政系统来说,靠外系统的帮助不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妥善解决共同意志的继承问题、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等,而且还可以因为参与对市场系统的日常宏观管理,对理念系统发展秩序的日常调解监督等等工作而有效地解决行政系统自身所非常容易产生的在和平时期无所事事、容易懈怠的毛病,从而使行政系统产生了新的优势。
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行政系统最头疼的普遍缺乏激励机制问题,也可以在外系统的帮助下得到根本的解决。例如,纯行政系统单靠最高共同意志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只能增大行政的总体成本,而且极易造成恶性竞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互相打小报告攻击等)。但若存在着外系统,例如一个完善的市场系统的话,那么,行政系统为了增加自己从市场系统的赋税所得,势必努力营造好自身管辖范围内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厂商的到来。也就是说,市场系统的存在,使得行政系统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激励机制,形成了某种良性的、公平的竞争。而且,行政系统从这种激励机制中所多得到的收入,只是社会总体收入增长中的一部分,并不会增大社会供养行政系统的相对总成本(即,行政成本占蛋糕的份额比例没变,但蛋糕本身变大了,行政系统的绝对收入也跟着增加了)。
    当然,不仅行政系统,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也均会通过与其它外系统的合作而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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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不同的外系统对三大系统不同律则的影响
    我们讨论了文明社会单极结构的不可能,以及两极结构的重大缺陷。同时,在前面我们分别讨论各个社会工具系统时,已经指出,在每个工具系统内部,不同的定律之间,不同的法则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整个工具系统才能长期有效运转。
实际上,不仅外系统的存在有助于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克服其内部的缺陷,而且,更进一步地,或者说更严格地来考察,不同外部系统力量之间的均衡则更有利于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克服自身内部的缺陷,或者说,外部系统力量相互间的大致均衡,是使其内部的不同定律、不同法则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的条件。例如:A、B、C三个社会系统,B和C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助于A内部的不同定律、不同法则之间保持均衡。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的第一定律是“命令可变”,它与理念系统的第一法则“可以反悔”是比较相近的,也就是说有相通的地方,因此这个行政第一定律相对来说会得到理念系统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相对照来说,它不太容易得到市场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市场系统的第二定律“不可违约”有相互抵触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行政第二定律“命令必须明确”,它与市场系统的“不可违约”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它较易得到市场系统的更多支持。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得到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理念系统的第二定律“多元并存”有相互抵触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法则。第一行政法则“确立指挥者的等级权威”和市场系统中的第二法则“依赖中介的威信”,有相通的地方,因此,较易获得市场系统的支持。与之相对照,它不太容易获得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理念系统中的遵从真理的公律相矛盾(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而第二行政法则“确保安全”由于和市场系统的第一法则“确保生活不断改善”有相通的地方,因此不易获得市场系统的支持。但它却较易获得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理念系统中的“接受检验”也好,“多项备选”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我们再来看市场系统。市场系统的第一定律“相互提供有关信息”较容易得到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与理念系统中的“言论自由”的规则有较多的相通之处。但它不易得到行政系统的支持,因为它与行政系统中需“保持领导者的神秘性”规则有相互抵触的地方。市场系统中的第二定律“不得违约”则较容易获得行政系统的更多支持,因为它与行政定律“命令必须明确”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它较少得到理念系统的赞成,因为它与理念系统中“可以反悔”的法则有相互抵触之处。再看市场的法则。市场第一法则“确保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较容易得到行政系统的理解,因为它与“必须确保安全”的行政法则有相通的地方。但它较难得到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与理念系统中必须“遵循真理”的侧重精神生活(内在需求)的最高公律没有相通的地方。市场的第二法则“必须依赖中介”较容易得到理念系统的赞同,因为在理念系统中,人们也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中介”(理论家和宣教者们)来了解真理的。但它却容易遭到行政系统的阻挠,因为它所导致的“阶级制”(贫富差距)一方面和行政系统所主张的“等级制”(上下尊卑)有冲突,另一方面也和行政系统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有矛盾。
    理念系统也一样。理念系统第一定律“接受检验”较易得到行政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行政第一定律“命令可以改变”有相通之处。而理念第二定律“多元并存”(多项备选)则较易得到市场系统支持,因为它和市场系统中司空见惯的众多的出售者和众多的购买者并存有相似的地方。行政系统则主张一元制领导(命令必须明确)而本能地反对“多元并存”。理念第一法则“可以反悔”也同样容易获得行政系统的理解和支持。而理念第二法则“互不干涉”则更容易获得市场系统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和市场系统中所存在的那些彼此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的众多中介和众多消费者有相似的地方12。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抽象观念的角度讨论了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相互对立的不同定律和不同法则与其它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下面我们再从实际的“物质关系”角度来考察一下。
具体来说,例如,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均衡有利于理念系统内部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因为,一方面,只有市场系统的存在,才能使行政系统出于统一意志的需要企图禁止不同理论体系共存的做法变得成本过高(例如,封杀“禁书”,若所有的印刷厂都是国营的,则只需下一个行政命令即可,成本极低。若存在属于市场系统的众多私营印刷厂,则查禁的成本以指数规模迅速增大),以致事实上无法完全实现,从而使“多元并存”的理念第一定律得以实施。另一方面,只有行政系统的存在,才能使“接受检验”的理念第二定律实际实施时不致成本过高。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力量大致均衡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理念系统内部的两大定律之间也必定会大致均衡。
再比如,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的均衡,有利于行政系统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的均衡(也有利于市场系统内部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的均衡)。因为,理念系统的分析研究为命令可变的第一行政定律提供了依据,而风俗系统的惯性则为命令必须明确(相对稳定)的第二行政定律提供了依据。只有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的力量大致均衡了,才能在客观上长期保障行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保持均衡,而不以领袖个人意志为转移。
而且,再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从物质与精神(心理)这两个角度同时来考察(人是同时具有物质需求与心理需求的生物),我们也会发现外系统力量的均衡,有利于本系统内部的均衡。例如:市场系统的存在,有利于在物质上保障行政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理念系统的存在则有利于从思想上保障行政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一方面要君君臣臣,一方面要民贵君轻);而反过来,行政系统的存在有利于从物质上(法律制度上)保障市场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如制定最低工资法);理念系统的存在则有利于从心理上保障市场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如克服仇富心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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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大同社会”与“美丽新世界”
    通过本章对文明社会结构及均衡原理的详细分析,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关于“大同社会”和“美丽新世界”问题了。
    所谓“大同”,是对人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思想家们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或按比较现代的说法,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根据这些描述,这只可能是一种依靠单一行政系统或单一理念系统(只有一种理论体系)来组织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社会。而且,在这个社会中,生产效率必须十分高,否则无法做到弱势群体“皆有所养”,也无法做到所有的人都“按需分配”。那么,单一的行政系统能否做到生产效率极高,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呢?我们这里暂不去考察安排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最高共同意志”们,而只从做为命令的服从者的广大最低层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方面来考察一下。因为,再好的、再英明的“分工协作”的安排,如果劳动者没有积极性,生产效率也是不能提高的。
    我们曾说过(第二章第八节),每个人都有一种攀比的倾向(心理),这个倾向是在长达几十万年的人类原始社会中逐步培养出来的(动物界没有攀比现象),近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当然,这种攀比的“本能”在我们所讨论的文明社会中有其巨大的作用:如在行政系统中,正是利用了这种攀比本能,人们才能发明出伟大的等级制度,从而确立了行政领导的权威并保证了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又如在市场系统中,也正是利用了人类的攀比本能,才使“货比三家”成为可能,并保证了市场系统的竞争机制得以正常发挥作用。但是,在许多思想家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这种攀比的本能却只能起到完全的负面作用了。
    比如,在“按需分配”上的攀比,我怎么就能判断出“你的需要”确实比“我的需要”大,从而就应该分配到比我多的东西呢?不过,这方面的攀比问题还好解决一些,因为,只要“我的需要”能够随时得到完全、充分的满足,那么,“你的需要”到底是多少,我也尽可以不去管它了。更麻烦的是在第二个方面,即:我怎么才能判断出,在我尽了“所能”之后,你也确实完完全全尽了你的“所能”呢?会不会出现“我尽了所能”,而你只尽了一半“所能”呢?退一万步讲,假如我尽了“所能”、而你只尽了“一半所能”,整个社会的财富也能达到极大丰富,也能完全满足全社会每个成员的“所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不愿意的。因为,这不公平,我咽不下“这口气”(“公平”也是漫长的原始社会遗传下来的一种“本能”)。总之,由于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人与生俱来的戒备心理(见第二章第八节),由于我只知道我自己尽没尽“所能”、不知道你尽没尽“所能”,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就会是:你实际尽了多少“能”(例如生产了6件产品),我也就尽多少“能” (也生产6件产品)。或者,在我不知道你尽多少能的情况下,我就尽一个不多不少、中间水平的“所能”(我能生产10件产品,但我只生产5件)。总之,在完全排除市场规则(“多劳”换“多得”)的情况下,在所谓的理想社会中,只能导致生产率低下,从而无法实际实现弱势群体都有所养,每个人都各取所需。
那么,能不能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例如把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培养成“雷锋”,从而来保证所有的人都变成以“各尽所能”为荣,以“偷懒耍滑”为耻的高尚的人,从而来确保每个人都自觉做到“各尽所能”呢?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说绝对不存在,但它实现的概率,在一个人口有一定规模的社会里,实在是太低了,几近于零。因为,你必须同时使全社会的人都变成雷锋才行。假若有的人变成了雷锋,而其它人变得慢了一步,暂时还是普通人,那么,很快,那些已变成雷锋的人,又会在这些普通人的影响下,很快变成普通人了。除非某个文明社会的规模非常小,只有百八十人,那么,大家几乎同时都变成雷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寨大队。但话说回来,这样小规模的文明社会,分工协作的规模有限,所以生产力是无法极大提高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悲观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发展成一个“美丽新世界”?这里所谓的“美丽新世界”是指,在这个社会中,所有新出生的婴儿都会接受科学的检测,从而确定出他们各自将来最适合干什么工作。然后就把他们各自送到相应的部门去培养各自所需的独特技能,并向其灌输相关的信念(即:你将来只能而且必须做这个工作)。说得极端一点,同时也通俗一点,就是将来人类社会会不会成为一个类似蚂蚁和蜜蜂那样的高级的科学的“动物社会”?在这个“动物社会”中,人们的分工终生不变,效率极高,但个个都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只会服从命令,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显然,和“大同社会”一样,这样的一个社会也只能是由单一的行政系统组成的社会。而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似乎也出现过一些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某些征兆,例如历史上在某些国家出现的“种姓”制度,以及世袭的分工制度,甚至还出现过皇帝有成百上千的嫔妃,而一些最低层的穷人终生独身一人,真有点像动物社会中的蚁王和工蚁了。那么,这个可怕的“美丽新世界”的前景会不会最终以高科技的面目出现呢?
我们下面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回,我们换个角度,不从社会底层来展开分析,而从社会的上层管理指挥的角度来开始我们的分析。的确,如果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管理指挥者,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做的每一个判断,所发出的每一个命令都正确无比,在实践中都达到预期的结果,那么,根据行政第二法则,人们就会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条件下完完全全服从他的指挥、他的安排,当然更会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服从他的指挥和安排。但可惜,这样的一个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或神一样的人,出现的概率太低了,几近于零,或者就压根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过去人类科技知识相对较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已不易出现,在当今科技知识呈爆发式增长的时代就更不可能出现了。那么,靠一个“科学家”群体来管理指挥行不行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一个臭皮匠得不出正确结论,十个臭皮匠在一起也不能保证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而只能多出几个试错的方案而已。举例来说,拿什么标准来测试儿童,在科学家们的内部就会吵成一团。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试错,并不断修改所发出的命令。一句话,像动物社会那样依靠蚁王发出的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命令(分泌出成分不变的化学物质)来指挥整个蚂蚁社会一成不变的简单的社会分工的模式(由多少亿万年的自然选择机制所造成),早已不适合复杂的人类社会了。
当然,也许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在某个特殊情况下出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指挥者不是靠自己的指挥所导致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来促使社会成员们服从自己,而是靠提供心理补偿(满足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而使成员们服从自己。但这种畸形的社会规模大不了,时间也长不了,更不可能提供高科技。它最终将导致闭门修道或者导致集体自杀(就像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小型邪教社会),或者最终不断吸收行政规则和市场规则,并且规模不断扩大而逐渐发生蜕变,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一样。
总之,单一的行政系统社会或单一的理念系统社会是无法长期维系的,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一个理想大同社会的出现,更不会导致一个高科技的 “美丽新世界”出现,而只能在其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或者消亡,或者转化为一个多元系统共存的复合结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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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风俗系统与其它三大社会工具之间的冲突
我们先来讨论风俗系统与其它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这种冲突多发生于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之中,尤其以风俗传统与行政系统的冲突最为常见(行政系统是早期文明中最重要的社会工具,详《文明的演化》一章)。拿我们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来做例子,如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中,国王禁止安提戈涅为她的哥哥举行葬礼,因为她哥哥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古老的社会风俗却要求安提戈涅为其兄举行葬礼,由此产生了行政系统与风俗系统的剧烈冲突。再拿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周厉王被逐事件来做例子:公元前8世纪中叶,周厉王为了解决皇室的财政问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把全国的“山林海泽”之利上收王室管理。但按照传统风俗,“山林海泽”之利是属于地方及民间的,这样,行政系统与风俗系统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一开始是周厉王用暴力止谤,钳民之口,最后是国人暴动,驱逐了周厉王而代之以“共和”,风俗传统(在市场系统及地方行政系统的帮助下)最终取得胜利。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史上非常富于戏剧性的例子。春秋时期齐国的某个国君非常荒淫无道,以致和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这当然严重违反了几千年的风俗,于是这个昏君为崔杼所杀。事情还没有完。同样是按照风俗传统,当时的史官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个事件,写明“崔杼弑其君”(即:崔杼违反了行政法则)。崔杼自然大怒,于是又杀了这个史官。继任的新史官(按风俗传统新任史官必须是前任史官的家族成员,在这里是其弟弟)依然坚持“兼笔直书”的风俗,于是再被杀。第三个史官(另一个弟弟)上来后,仍然坚持按风俗真实记录,毫不让步,结果崔杼只好做罢。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风俗传统具有多么大的力量,足以使下层级的行政官员杀死上级、上级不得随意任命新官员、下级官员可以不服从上层级的行政官员所下达的有违风俗的命令,等等。
除了上面所说的比较明显的例子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十分明显的例子,但若仔细分析,我们仍能在这类冲突的背后发现风俗传统的影子。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著名例子。我们知道,在周武王临死前,由于其子年幼,于是他委托周公来辅佐执政(摄政)。但这个行政决定实际上在某一方面是严重违反风俗传统的。因为无论是按照普遍的长者为尊的风俗,还是甚至按照刚被推翻不久的商朝的“兄终弟及”(按长幼顺序)的风俗,担任摄政的都应该是周公的兄长“管叔”,而不应该是周公。于是,这就引发了以周公为一方,以“管、蔡”为另一方的剧烈冲突,最终结果是实际力量及能力更强的周公获胜,风俗失败。另外,前面(第三章)我们提到的成文法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行政系统和风俗传统之间的冲突、最终行政系统获胜的结果。如《淮南子·要略》所说:“晋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谬,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刊名之书生焉”。
    我们再来看一下风俗传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我们先来看美国历史上的两个较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禁酒令。我们知道,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是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而按照他们的宗教传统风俗,是禁止饮酒的,于是就有了禁酒令。但这样一来,就影响了经营销售商们的利益,也就是和市场系统发生了冲突。经过反复较量,最终禁酒令被取消。再一个就是19世纪中叶美国的南北战争,南方畜奴的传统(风俗系统)与北方大工业的自由劳动力的要求(市场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以市场系统的胜利而告终。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它在相当大的成分上也是市场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一次剧烈冲突。一些领主及许多因商富裕起来的农民,强行或半强行地侵入按风俗传统来说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公地”(山林荒泽),由此和贫困的农民产生剧烈冲突。最终,强势的市场系统取得了胜利。
    至于理念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经常碰到的。拿当代西方来说,西班牙有斗牛传统,这属于风俗系统,而与之对立并主张取消斗牛的环境、动物保护人道主义者就属于理念系统中的一支。再比如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发生的是否禁止燃放鞭炮的争论,主张准许燃放的一派,就属于风俗系统,而主张禁放的一派就属于理念系统(环境保护、节约、安全等理性思考)。冲突的最终结果是达成妥协,有限制地允许燃放。当然,中国近代史上取消妇女缠足,主张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也都是属于理念系统在反对某些它们认为不合理的旧风俗。
    最后再说一种比较复杂的冲突。在前面第六章的讨论中,我们曾说过,在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一些行之长久的规则也会渐渐地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而这种新的风俗和某些旧的风俗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举一个中国文明早期的典型例子。我们知道,在尧、舜、禹的时代,行政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是采取的禅让制(任命制),长期下来,这也就形成一种风俗传统了。但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出现,还是由于行政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得不引入市场系统的规则,总之,私有制早晚得出现,继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中血亲继承制的出现。时间久了,这个血亲继承制也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最终,在降低成本要求的推动下,这个血亲继承制的社会风俗也会渐渐浸入到重要的社会分工职位的继承上去。再最后,早晚有一天,这个血亲继承制的风俗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最高行政首领的禅让制(旧风俗)发生矛盾、产生冲突。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这个冲突最终爆发就发生在大禹死后。大禹的儿子推翻了大禹靠禅让制指定的接班人,自己取而代之了,新风俗战胜了旧风俗。当然,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是新风俗背后的社会工具(规则)战胜了旧风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冲突类型,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来由某个社会工具的规则所转化来的风俗,与该社会工具所产生的新规则所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代文明中屡见不鲜。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市场系统中使用贵金属为货币的风俗与使用某个抽象符号(纸币)为货币的新规则之间的长期冲突。我们知道,货币本身实际上是一种中介信用的标志,这种信用在长期的试错发展中最终落实到以某个贵金属的稀有性(不易假冒仿制)做为担保。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贵金属为最终担保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客观上已要求用一种政府发行的抽象符号为货币,以政府做为最终的信用担保者。但在旧风俗的强大影响下,这个新的规则极难建立。再加上政府本身的一些缺陷(刚开始时缺乏经验,且政府本身易腐败等),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拿中国历史来说,从秦始皇的统一货币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最终发行面值和实际重量相符的五铢钱,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最终才达成一定的妥协:货币由政府统一发行(统一担保),但不得使用抽象符号(面值与钱币的实际铜重必须一致)。再拿西方市场系统已经极度发达了的近代来做例子,确保贵金属货币制(风俗)的一派与取消贵金属货币制(新规则)的一派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拉锯战,最终还是首先达成妥协:可以使用纸币,但必须保证纸币可随时兑换成贵金属,也就是金本位制。又经过长期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抽象纸币的逐渐习惯,以及对政府制约力的不断加强,最终直到上世纪70年代,做为过渡措施的金本位制才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现在也没有彻底退出,还具有相当的影响),货币一律由政府担保的抽象符号来担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风俗,尤其是由社会工具的规则转化而来的新风俗,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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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冲突
我们再来看一下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所发生的各种类型的不同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典型冲突。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像我们所已经指出过的,行政系统的规则要求统一指挥下的秩序,市场系统规则要求独立自主下的自发竞争。行政要求公有制、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市场要求私有制、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等等。如果说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虽然有对立和冲突,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相类似和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的话(例如,行政系统追求“正确的”指挥,理念系统追求“正确的”预测指导),那么,我们可以说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则完全是水火不兼容的对立,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相似相通的地方(行政系统规模大了之后,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换”规则存在,但这种交换是非完全对等或非完全自愿的)。
我们来看几个当代及历史上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发生冲突的实例。先看一个当代非洲发生的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例子。1977年,当时的几内亚政府采取了取缔私营商业的政策,由此引发了一场“市场妇女起义”。人们捣毁了好几个警察局,并杀死了一些地方官员。最终政府不得不改变了自身的大多数政策。类似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曾不断发生。例如,春秋时期处于今河南中部的郑国,由于处于南北及东西交通的枢纽地区,商人的势力相对庞大。外来的商人与郑国的旧贵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市场与行政之间的冲突一方面逼迫当时郑国的国君和商人们订下了“尔无我叛,我无强贾”的盟誓;另一方面,最终也迫使郑国的执政者把法律条文铸造在铜鼎上(“铸造刑书”)公之于众(前536年),由此导致中国成文法的诞生。再比如,明朝嘉靖年间,行政系统颁布的海禁政策与市场系统的东南海商集团利益产生矛盾,彼此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系统打败了武装的海商集团,迫使对方败退至日本的平户岛,并最终引发了海商集团(汪直)勾引日本浪人对明朝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肆报复,造成明朝著名的“倭患”。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上的例子。我们知道,在西欧历史上,大约从13或14世纪起,许多封建庄园都逐渐把劳役或实物地租改为了货币地租。但由于从15及16世纪起,先是非洲后是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涌入欧洲,造成了物价飞涨(所谓“价格革命”),结果自然是收取货币地租的封建主吃亏,而交租的农民受益。于是封建主纷纷想恢复过去的劳役或实物地租(根据行政第一定律“命令可变”),而农民则坚决反对(根据市场第一定律“契约不得违反”),由此双方产生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曲折斗争。
再比如,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最初的几年中,由于新生的政府在独立战争期间曾大量举债,造成美国建国初期的金属货币极度短缺。于是一些州的政府就发行大量纸币以缓解危机。最著名的如罗得岛的州议会不仅强制发行纸币,并且强令人们必须接受纸币,拒收纸币者将会坐牢。可是纸币大量发行造成纸币贬值,结果就发生了大量农夫持纸币购货而遭商人拒收的讼案。在这里,农夫们持纸币购物是在执行州政府的行政命令,按行政系统的规则行事;而商家拒收纸币是在按照市场系统的规则(自愿交换)行事,两个系统的规则就在这里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的斗争往往具有长期性,反复性,这一点在英国近代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受市场利润的驱使而开展的圈地(养羊)运动,以及为避免社会的崩溃都铎王朝所尽量采取的一系列阻缓圈地运动的立法,一直到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极度混乱、赤贫人口的急剧增加,行政系统不得不颁布一系列济贫法案以致阻碍了市场系统所要求的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市场系统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巨大经济灾难、行政系统不得不反复出来进行干预(最终取消了金本位制)等等,都体现出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反复冲突、反复斗争。
    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些在社会矛盾中所直接表现出来的冲突之外,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冲突还经常以行政系统内部冲突的形式而间接地表现出来。前者,例如,在两党制的行政系统中,经常出现某个政党侧重代表行政系统、行政规则的利益,而另一个政党侧重代表市场系统、市场规则的利益的情况。比较典型的如,英国早期代议制政府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斗争,托利党往往更多地代表了行政系统的利益,而辉格党则往往更多地代表了市场系统的利益。再比如在一党制的行政系统中,往往出现政见对立的两派,而这两派又经常代表着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对立。例如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内毛和刘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前者就更多地代表着行政系统的利益和规则(“一大二公”),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代表着市场系统的利益和规则(“三自一包”)。
    另外,在理念系统的内部,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往往通过不同的思想家的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表现出来。这方面的例子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经常出现。例如,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的理论就更多地代表着市场系统的利益、规则(“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个人财产未经同意不得被剥夺”,等等),而霍布斯等思想家则更多地代表了行政系统的利益、规则。再比如中国历史上汉代召开的著名的“盐铁”会议,主张盐铁官营的官方学者代表的就是行政系统的利益,而主张盐铁民营的民间学者代表的就是市场系统的利益。
    还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会以另一种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以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就是和市场系统的规则系列相冲突的,但这种冲突本质上反映的是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冲突,因为儒家学说只不过是行政系统规则系列的理论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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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行政系统、市场系统与理念系统的冲突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极富戏剧性、同时也极富象征意义的场面:1925年,在西藏拉萨的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两名行政系统的警察和两名理念系统的喇嘛迎面相遇了。胡同过窄,双方谁也不肯让路让对方先过去,于是冲突发生。先是相互谩骂,然后撕打,最后是体力占优的警察把两个喇嘛抓捕带走。结果拉萨的全体喇嘛都不干了,官司最终到了最高层,后以西藏当时的最高领导达赖喇嘛逮捕并惩罚了警察一方而了结。(参见《喇嘛王国的覆灭》86页)
    实际上,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斗争,从文明社会刚产生的初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早期文明史中,大量存在的行政军事首领和巫师僧侣集团的冲突就属于这种性质。有时候,这种冲突又以新政权与旧风俗之间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中华文明的早期,蚩尤打败了九黎,就马上派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大臣(行政系统)去进行“绝天地通”的运动,坚决查禁九黎的“旧风俗”,不许那些原先的尸祝和女巫(理念系统)继续替神灵代言(参见《中国的传统》58页)。
不过,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斗争,最典型的依然要属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欧中世纪时期罗马基督教会与各地世俗国家政权之间的长期斗争,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二世在“授职权”上的激烈冲突。这种斗争一开始是教会占优势,随后是长期的拉锯战,最后是世俗国家政权占优势了(其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莫过于拿破仑抓过基督教皇手中的王冠自己戴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不是很常见,但也出现过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外,还有著名的“三武灭佛”,这也是行政系统对理念系统中逐渐坐大的一派的镇压。再比如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儒的夷灭十族,也是行政系统对理念系统主流派别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镇压。而当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也是行政系统对理念系统的一次压制。另外,从广义上说,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大多属于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如清政府对白莲教的镇压等。
除了这种明显的、直接的对立、抗衡之外,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对立也大量地、经常性地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上面。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当属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在美国的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一方面政府以保守机密为理由,坚决不允许公布这些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另一方面是新闻媒介机构坚决要公布这些文件(它们已通过某个渠道得到了这批文件)。行政的规则是安全保密,理念的规则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最后诉诸法律,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结果行政系统败诉,而理念系统获胜。
当然,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冲突也经常以“革命”或“民族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1789—1893)。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长期受到启蒙思潮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大批从法国各地流入巴黎寻求生计的无业贫民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借着三级会议召开的契机,在那些思想精英的号召领导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翻了旧的行政王朝。但很快,理念系统内部固有的特征开始显现出来,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分歧变得水火不相容。一批又一批的刚上台不久的革命者们马上就被后来的更革命的革命者们所推翻,而且也像前国王和贵族那样被送上断头台。一直到职业军人拿破仑(新行政系统)上台,这种理念系统内部的互相残杀才结束。
在当代,也有这种以“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比较典型的如20世纪70年代伊朗发生的由宗教领袖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与当时巴列维领导的世俗行政系统对抗,结果是理念系统取得了胜利,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国王巴列维本人也流亡海外。以“民族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冲突,较典型的当属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独立运动。在这场大规模冲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理念系统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派别的特点: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念。
    最后,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也会以社会运动或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欧美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大规模的校园学生运动,就是政府和理念系统之间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最终不得不以政府命令国民警卫队(军队)开枪的方式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理念系统在有些情况下是以一个有组织的、甚至是武装组织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八九世纪兴起的伊斯兰运动(阿拉伯军队)和20世纪初叶兴起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军队)。在这些情况下,一般来说,在它们最终夺取政权之前,我们仍把它们当做理念系统来看待,并把它们和原有政权的冲突看做是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冲突。当它们夺取政权之后,则视具体情况的不同,或者继续把它们看作是理念系统,如伊斯兰运动;或者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新生的行政系统,如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市场规则和理念规则之间的差异。首先,两者之间似乎有极大的相同之处,例如,在整个理念系统内部,各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讲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而在整个市场系统内部,各个不同的商家之间也讲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再比如,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寻求解释尽可能多的已知现象,以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信仰者;任何一个商家也寻求生产出功能尽可能多的产品,以满足尽可能多的不同顾客的需要。整个理念系统排斥统一意志,整个市场系统也排斥统一指挥。在理念系统内,谁创造发明的理论,荣誉权就归于谁,在市场系统内,谁生产出来的东西,所有权就归谁(相比之下,在行政系统内,不管谁创造的理论,不管谁生产出的东西,荣誉都统统归最高的共同意志,所有权都统统归国家),等等。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还是有潜在的冲突的。例如,如果某个理论体系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而该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结论又是反对市场系统的(不论该理论的逻辑结论本身是对还是错),那么,显然,两者之间就会产生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当整个文明社会因某种原因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之中时,当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无法生存下去时,当某种应运而生能满足人们强烈的心理补偿需求的理论体系出现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时,理念系统就往往会和市场系统发生更激烈的冲突,甚至也会达到水火不兼容的地步。因为,在这种危难时刻,一方面,危难中诞生的理念系统的主流大都具有“均贫富”、“劫富济贫”、“共产”的色彩;另一方面,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在危难时刻,整个社会往往就会要求行政系统“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而这也正是行政系统的特长),而赞成这样做的理论体系往往也会占上风。总之,在这种生死存亡之秋,理念系统往往会和行政系统(若旧行政系统已腐朽、则和新出生的行政系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自私自利”的市场系统。
但更多的是,理念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以理念系统中的某一个非主流理论体系和市场系统发生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代比较著名的例子,如,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环境保护理论,当它刚一出现时,就和市场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厂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不仅环保理论本身遭到了该部分市场系统的围攻,而且,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女作者,也遭到了市场系统雇佣的文人们的人身攻击。幸亏这个刚露头的环保理念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得到了行政系统的帮助,才避免了被扼杀的命运。
当然,历史上也有理念系统错而市场系统对的时候。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具有市场理念(非基督教)的文人学者们写了大量的文艺作品,讽刺基督教会的教士们的虚伪生活方式(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仅仅是理念系统内部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市场系统在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理念系统做斗争。
    此外还有行政系统和风俗系统间的斗争,例如古罗马时期,恺撒和元老院之间的斗争,恺撒代表了新生的逐渐强大起来的行政系统,元老院代表了部落民主风俗系统。虽然恺撒被杀,但最终他的部将还是推翻了元老院,新生的行政系统战胜了风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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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 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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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古文明社会所属类型、形态的举例分析
    在第九章第2节中,我们曾大致讨论了一下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来考察一个当代文明社会的类型,下面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几个典型古代文明社会所属的文明类型及文明形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古埃及文明。古埃及社会应该归入哪一种文明类型呢?我们先从古埃及的法律制度上来考查,看看在古埃及的法律制度中是哪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规则或派生规则占据着主导地位。首先看财产法。在古埃及,全国的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归最高的行政首领——法老所有。法老再将土地以赏赐的方式或俸禄的方式分配给寺庙及官吏。显然,这符合行政系统中由最高“共同意志”占有全部财产的规则。其次,法老在埃及社会中,不仅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还是国家的最高祭司和最高法官,这也符合行政系统的内在要求。我们再来看一下刑法。在古埃及刑法中,最大的犯罪是“国事罪”,也就是暴动或叛变(不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恰恰也是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社会的重要特征。
同样,在契约法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系统的强大影响,例如,博克霍利斯(公元前8世纪)时期的法律规定,借款每年的最高利息为30%(借谷物最高利息为33%),但这是针对一般债权人(市场系统中的人)来规定的,而对官吏(行政系统)及寺庙(附庸于行政系统的理念系统)来说,则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再比如,债权人不得强使债务人以耕畜和家具作为抵押品,但国王和寺庙同样不受此规定的限制。最后,古埃及法律规定,凡属转让重要财产(包括最重要的财产土地),都要在地方或中央官署达成书面契约,并由官方书记员登记备案,以此来保证行政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全面监督和控制。而在婚姻、继承法方面,则实行由官方司法判决宣告离婚的方式,禁止以任何理由不经官方司法判决就宣告遗弃妻子的行为;在继承方面则无论哪一种继承方式,继承人及继承事实都得通过官署登记备案。(以上参见,《外国法制史》第一章第一节,由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当然,除了从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进行分析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遗存的建筑物上来进行分析。例如著名的法老陵墓——金字塔,以及著名的神庙建筑,等等,都昭示了行政系统及附属于它的理念系统在当时社会中的强大主导地位。这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一般中下层人民的观念意识中,看出行政系统(王权)的力量和影响。例如,在古埃及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我们经常读到大臣们“匍匐在国王面前”、“再度匍匐在地”、“他们再度匍匐在国王面前”的描述。而在遗存下来的大量墓志铭上,我们也能看到墓主们在得到国王赞赏及赏赐时的愉悦、自豪的心情:“国王赞赏我”、“王上无比地赞赏我”、“我的作为使王上无比地赞赏我”、“他对我比任何他的臣子都满意”、“我在王上心中很杰出,因为我令王上心满意足”、“我在他(王上)面前表现优良,……他指派我为侍卫长,赐给我100人作为报偿”、“他(王上)又给我一根金的弯棍,一把金制的刀鞘、一把匕首和一件……”等等。我们知道,由于墓碑是要立在墓前供人观看的,因此上面所用的赞词(不论是否套语)自然也应符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念,由此我们可知当时行政系统的强大影响力。
并且,这个影响力一旦时间久了,就必然会传递到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在一份学校中用来教学生读写的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的老师们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人一从他母亲的腹中出生,就得服从他的上司。”“(在反复详细描述了农民和士兵的艰辛生活后)做一个书记(官员),就可以不用负担劳役,不参加所有的工作。他不用锄地,也不用扛篮子。做书记可以使你不用划桨,不用受苦。你不会有很多主子,也没有一大群上司。”“一个书记可以指挥所有人工作。他不缴税……”结论自然是“要做一个书记,他指挥一切的工作。”(以上参见《尼罗河畔的文采》、《法老的国度》等)
我们再来简单分析一下古埃及所遗存下来的那些庞大的神庙。这些神庙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古埃及是理念系统占据强势地位、或至少是与行政系统平起平坐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这些神庙中有许多本身就是与金字塔相配套的祭祀法老的陵庙。其次,这些神庙供奉的是多神,而不是统一的、唯一的神。换句话说,庞大的神庙象征着风俗传统的力量,而不是理念系统的力量。古埃及刚脱离原始社会,因此风俗传统的影响还是十分强大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旁证,那就是古埃及历史上多次被外敌入侵,并多次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每一次,古埃及都很包容地接受这一切,而理念系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是不会如此的。实际上,当埃及在公元8世纪最终被伊斯兰教文明征服后,它也依然是伊斯兰文明众多国家中相对较世俗化的一个国家,这也是因为古埃及强大持久的行政风俗影响的结果。
    但在古埃及,市场系统是否就不存在,或一点影响力也没有呢?不是的。首先,市场系统中的各种各样的交换形式,如买卖、借贷、租赁、抵押、担保、合伙等等,均已出现在古埃及的法律条文中,而除了官吏的俸禄田之外,一般人的私有田地(虽然名义上归国王法老所有)已经可以买卖流通。而且,在继承方式上,除了法定继承之外,可有部分财产作为遗嘱继承(在墓志铭中甚至可以看到少量完全遗嘱继承的例子,如某妇女完全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某男子偏爱其幼女而明确表示她有权继承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系统在古埃及社会中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和行政系统的影响比起来还是十分有限的(比如,在刑法中还未出现赎罪金的形式)。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古埃及社会是一个行政系统占强势地位的文明,并且其文明社会的形态很可能是行政811式,至少是行政622式。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古印度文明的类型及形态。显然,古印度文明属于理念—风俗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也就是理俗型文明,这一点可以从它的法律渊源、法律的经久不变程度及法律内容上明显看出。无论是在婆罗门教统治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 ),还是在其后短暂的佛教统治时期,以及最终的印度教统治时期(8世纪到9世纪),宗教的教义和经文即是法律,即是人们普遍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从法律经久不变的程度来看,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出现了《吠陀经》和《法经》。而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定型的《摩奴法典》,更是一直流传影响到今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摩奴法典》的内容。首先,和基督教的《圣经》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一样,《摩奴法典》的主要篇幅也是关于宗教知识方面的内容《吠陀》,而真正的法律内容只占一种附属的地位(占1/4的篇幅)。需要指出的是,《摩奴法典》的某些内容,极易使人产生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印象。例如,贯穿整个古印度法律并成为其精髓的“种姓制度”,明显的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而我们知道,等级制度恰恰是行政系统的重要特征(理念系统、市场系统、风俗系统均排斥等级制度)。再比如,《摩奴法典》明确宣称国王是火神、风神、日神、月神、水神、雷神和财神的化身,是具有“人的形象的伟大神性”。国王享有立法权,并且,“凡国王决定的对其亲者的法令和对其仇者的法令,即使你不赞成也不得违抗它”。进一步地,国王不仅是“大地的主人”(财产权),还是最大的法官(梵天所创造的“刑罚之神”),拥有最高的司法权,等等。
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着古代印度是一个行政系统占优势地位的文明。但若仔细考察分析,古印度实际上仍是一个理俗型文明,行政系统并不占强势地位。首先,国王虽是一系列神明的化身,但我们知道,在印度,梵天是最高的神,是其他一系列神明的“头”。也就是说,作为一系列低等神明的化身,国王也必须服从梵天(最高的神)的指挥,也就是要遵守梵天所制定出的所有法规。这和古代许多行政系统占强势地位的国家中,国王是最高的神的化身有本质上的区别。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印度,国王虽然有巨大的立法权,但他所立的法,也必须首先符合梵天所创立的根本法(吠陀,宗教信条)。而老百姓所服从的,首先是梵天所创立的法,其次才是国王所创立的法。同样地,国王虽拥有最高的司法权,但他在审案时,也必须首先按照“永恒的法”(吠陀)来审判案件,吠陀的法没规定的,才能按照国王创立的法来审理。财产权也是一样,国王虽是“大地主人”,但婆罗门(最高种姓,僧侣)却是“一切存在物的主人”,这也就抵消、至少是削弱了国王的财产权。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印度绵延不绝的种姓等级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实际上和行政等级制度还是有重要区别的。首先,行政等级制度是把所有在行政指挥系统(狭义的行政系统)之外的最低层百姓统统划为一个等级,然后再在行政指挥系统内部按行政职位高低再划分为若干等级。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则不然,它是把所有的社会成员,不管在行政系统之中还是在行政系统之外,统统划分为四个种姓(四个等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政型文明中,对于社会中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所属的行政系统的等级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可变的,他可以由低等级(经提拔、赏赐)上升为高等级,也可以由高等级(经废黜)而下降为低等级(这一点和行政系统“命令可变”定律相关。一般来说,如果行政系统的力量越强大,在整个文明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越明显,那么,行政系统中的等级的可变性就越强,而等级和个人的血统的关系就越弱。例如发明科举制度后的中华文明)。但种姓制度则不然,它是不可变的,对社会中每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从出生到最后老死,都属于一个固定不变的种姓(这一点和理论体系一经建立就不易更改及风俗系统的长久不变相关)。他并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别人的帮助及恩赐来改变自己的种姓等级。
最后,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个旁证来判断一下古印度文明的性质。我们知道,就像中国的《诗经》一样,印度也有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梨俱吠陀》。但和中国的《诗经》里多是上层行政系统的颂歌和祭祀用歌及下层行政系统的讽咏之歌不同,印度的《梨俱吠陀》之中大多是各个不同的婆罗门祭司针对不同的求神卦之人所做的答复算命之歌,由此可见祭司地位之一斑。
总之,在古印度文明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理俗系统(宗教),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只占从属地位。且由于印度教(早期是婆罗门教)并没有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发展出一种自身具有某种行政功能的教会制度,因此它只能借助世俗的王权来完成某些针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功能。当然,王权必须牢牢地在印度教的控制之下。
在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一个理念系统自身完全排斥行政或市场系统的基因,那么它必不能在整个社会中长期占有优势地位,因为它将无法完成许多实际的组织社会协作的功能。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佛教。佛教因其强大的心理补偿功能而兴起后,因为它完全排斥种姓等级制(行政基因),自身又不像加尔文教那样具有市场基因,因此最终在印度衰落。虽然其后来又传入其他国家(如中国),但在那些国家中,佛教始终只能占据一个附属的地位,起到一个心理补偿性质的作用。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古巴比伦文明的类型及形态。幸运的是,古巴比伦文明留传下来了一部完整的《汉谟拉比法典》,这样就使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部异常珍贵的法典来展开我们的分析,而较少地依赖那些间接的旁证了。首先,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法典》全文282个条款中(第60-70条为阙文),直接与市场系统有关的规则系列就占了一半左右,而行政和理念风俗的规则占了另一半。其次,从市场系统的规则系列所包含的内容来分析,比如,《法典》对于诸如买卖、财产租赁、借贷、寄托、合伙、雇佣、运输风险、记账凭证及毁约等,以及利率限制、工资报酬、商品价格、商品质量等,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规定,这说明市场经济关系已经相当复杂、相当发达。再从《法典》中所出现的分工种类来看,有农工、牧人、掘土工、裁缝工、石工、冶金工、木工、皮革工、建筑工、伐木工、专职医生、理发师、造船匠、船员、建筑师、园艺师、塔木卡(坐庄商人)、沙马鲁(行商)等等,说明社会的协作分工也已经相当发达。
而且,在《法典》中不仅详细列明了各种各样的契约形式,更重要的是,还列出了一些订立契约所必须遵守的一些原则。例如:订约人必须是物品的所有者、订约时要在神前举行仪式、契约的基础是合意、契约的标的物必须具体化等等。这些抽象规则的出现,更说明市场经济系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再从市场系统对原始风俗的影响来看,例如,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来考察,也可看出市场系统的力量相当强大。例如,巴比伦王国时代视婚姻关系为一种契约关系,如未订立契约,则此婚姻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甚至在更深层次的继承制度中,也已出现了遗嘱继承的现象(虽然还不普遍)。
我们再从《汉漠拉比法典》的颁布这件事本身来考察一下。对于颁布《法典》这件事,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解释是,这件事本身是行政第二定律“命令必须明确”的体现。另一种解释是,这件事本身是市场第二定律“契约必须遵守”的体现。当然还可以有第三种解释,即,这件事本身是行政第二定律和市场第二定律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到底应如何理解《法典》颁布这件事呢?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首先,从法典内容来看,它主要来源于两河流域原来的各城邦国家,如苏美尔、乌尔、阿卡德等国的法律及各地习惯法;其次,从法典编修时间来看,它前后共历时30年。从上述两点来分析,说明《法典》更多的可能是一部对各地旧有法律和旧有风俗习惯的一种汇编,而不太可能是当一个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明确自己的形象,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了让被征服者们有新法可依而颁布的一部行政指令集(行政指令集的发布必须迅速)。如果我们的推测无大的差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法典》的颁布更多地具有市场第二定律(契约神圣)的性质,而更少地具有行政第二定律(命令必须明确)的性质。换句话说就是,在古巴比伦,市场系统的力量要更强大一些,而行政系统的力量要相对弱一些。(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即,在现今为止出土的古巴比伦时期的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陶片泥版上,其内容绝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有关市场经济上的借贷凭证和欠账凭证。相比之下,在行政系统占优势地位的古中国,出土的大量甲骨上,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各位帝王的活动及他们求神占卜的结果。)即古巴比伦文明很可能是市场622式的文明,至少是市场433式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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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3 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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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文明形态的转化
    我们把文明社会分为不同的类型及不同的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明的类型及形态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一旦造成一个文明社会所属类型及形态的那些基本因素发生了巨大、尤其是持久的变化,那么,该文明的类型及形态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把一个文明社会在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称之为“量变”,而把在类型方面发生的变化称之为“质变”。
    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文明类型的转化,这一节我们就来侧重讨论一下文明形态的转化。我们先粗线条地来看一下西方文明中形态及类型转化的例子。在西方历史上,在中世纪中期,基督教会在社会中占压倒的优势,可以说,社会形态大致为理俗811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中世纪晚期,量变开始发生,理俗811式逐渐变化为理俗622式,又继而变化为理俗433式。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则发生了质变,逐渐变为行政433式了,文明类型由理俗系统占主导地位一变而为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了。随后,教权继续衰落,行政系统(民族国家)持续上升,一度变成行政622式。后又逐渐稳定在行政433式。而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市场交换系统的力量逐渐上升,最终占到主导地位,整个西方文明逐渐变成了市场433式。接着,工业革命发生,随着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一度又变为市场622式。但随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总爆发,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力量再度上升,市场系统的力量则相对下降,最终变为市场433式,并一直稳定在这个大致比例上(除了在一战、二战时行政系统力量暂时居主导地位之外),一直到当代。
    我们再来更粗线条地看一下波斯—伊朗文明的例子。古波斯,大致是行政433式文明,后被外来的、强大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同化,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变为了理俗811式,到近代逐渐变为理俗622式。在巴列维国王时代,一度变化为理俗433式。后来爆发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三大系统比例再次变为理俗811式,后又转化为理俗622式,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再简单看看一个子文明系统转化的例子。在整个西方母文明内部,普鲁士子文明可算一个独特的例子。当整个西方文明已经基本变为市场类型时,普鲁士还是行政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大致为行政433式。这时(19世纪60—80年代),普鲁士国内市场的力量要求上升到主导地位,而行政系统的领袖(国王)又恰恰性格较弱,准备退让,甚至已萌发了退位的念头。就在这关键时刻(即:市场系统即将上升为主导力量时),行政系统中出现了一个性格坚毅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巧妙地把普鲁士推上向外统一、扩张的道路(战争之路),于是行政系统的力量不仅未降,反而上升,变为行政622式的格局。后由于德国在一战中失败,行政系统的力量急剧下降,一段时间内退出主导地位(魏玛共和时期)。但随着纳粹的迅速崛起,行政系统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行政811式的局面。最后,随着二战中的失败,其社会三大系统的比例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最终变为市场433式的状态,一直至今。
    当然,文明社会形态转化的例子,最典型的要属当代的中国了。自1978年之后,中国行政811式的文明就开始逐渐向行政622式转化,并进一步地,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由行政622式开始向行政433式发展。而随着文明形态的转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私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壮大自不必说,仅拿执政的共产党的政策来看,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系统的重要性在逐步上升;再拿宪法及其它法律来说,从完全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再到《物权法》的正式出台,也标志着市场系统的力量在逐步增强;从社会管理的方式来看,也在逐渐由事前监管向事后监管方法过渡,甚至开始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口号(服务于市场经济),等等。总之,尽管行政系统在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整个社会的文明形态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化,并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过,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即,有时某个国家发生了较大的、较明显的变化,但其文明的形态并没有发生转化。或者说,它的文明形态只是进行了一些微调,而并没有发生样式的转变。例如当代的英国,在二战后工党执政,推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措施,组建了许多国营公司,行政系统的力量有所加强。后来撒切尔夫人上台,又推行私有化,解散了大量国有公司,等等。不论是工党执政时期,还是撒切尔保守党执政时期,从总体来看,英国始终属于市场433式的文明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样式上的形态转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转化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改良的方式),例如从811式先转化为622式,稳定一段时期后,再进一步转化为433式。但有时也会有例外情况发生,例如,从811式形态一下跳到433式形态。那么,当这种跳跃式的转化发生时,整个社会必会产生剧烈的动荡,这种动荡有时会和文明类型转变(革命)产生的动荡类似。文明形态逐渐转化的例子如当代中国,文明形态急剧转化的例子如前苏联。当代中国在“转形”时没有发生大的、较长期的动荡,而前苏联在“转形”时,则发生了大的、较长期的动荡。


附:强势社会系统对弱势社会系统的巨大影响
在本章的最后,需要请读者进一步注意的是,一旦某个社会系统在某个文明社会中因为某种原因而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甚至压倒优势的地位,那么,出于其本系统自身的生存、发展的本能,或者说出于其自我肯定的本能,它就会对另两个社会系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压抑措施,使其更不易发育成长起来。这就像在一个繁茂的巨树遮蔽下,后栽的小树不易正常发育成长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简单来说,在超强社会系统的长期打压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系统,出于生存的本能,不得不采取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会采取的措施,从而显示出一种另类的、畸形的发展特征。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的例子。在中国,由于长期都是行政系统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迫使市场系统中那些本来应该处于自由竞争地位的各个商家,不去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去创新产品、降低成本,而是个个都想方设法、削尖了脑袋去巴结行政系统中的人物,搞所谓的“关系”,并利用这种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来获得超过同行竞争对手的利润。而政府中人也乐得这种事情的发生,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但这种情形如果成了常态,整个市场系统的发展也就改变了路径。例如,本来是长期的自由竞争才能最终导致垄断,现在却变成了一下子就在某个行业中造成了垄断,这个垄断由于有政府的支持而得不到限制,从而由垄断迅速导向腐败、低效。整个市场系统没有呈现出市场竞争的活力,反而具有了行政系统的特点:先垄断,然后再慢慢衰败。也就是说,在强势行政系统的影响下,市场系统也具有了某种行政系统的性格。(实际上,在行政强势的影响下,理念系统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具有某种行政特征。)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的欧美在市场系统占强势的情形下,行政系统又发展出了怎样的畸形性格。在市场占强势的国家中,行政系统处于“仆人”的地位。既然是仆人,就要为主人尽可能地多干事,尽可能地少拿钱。这样一来难免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干了许多事,却只拿到一点钱,根本就不够开销用的。既然处于弱势地位,开源(征税)不易,节流(减少公共福利开支),又做不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债了。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欧美一些政府债台高筑,甚至引发主权债务危机,政府就像公司那样宣告破产(在行政系统占强势的国家,政府决不可能破产,它可以强征,也可以没收)。而且,受到社会上占强势的市场系统中某些合法行为的影响,处于弱势的行政系统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原本在行政机构中绝对不会出现的现象。例如,市场系统中大量存在的罢工行为(达不成合约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合法现象),也或多或少地传染了行政系统,以致在西方的政府中,我们会看到政府职员的罢工现象,甚至警察的罢工现象。而我们知道,罢工(不服从命令)是和最高行政公律相违背的。
    同样,在理俗系统占绝对强势的国家中,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也先后具有了某些理俗系统的性格特征。在市场系统中,不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而是什么既符合理俗观念又能赚钱,才干什么。如果违背了理俗观念,就要想方设法暗地里绕过去才行。而行政系统,我们知道,原本是国家安全考虑放在第一位的,但染上理俗系统的性格后,也便会做出不顾安全而只为“真理”的事情。当代最典型的当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美国“911”事件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宁肯失去整个国家,也不愿意向美国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与之相对照,行政占优的中国南宋王朝,可以毫不迟疑地牺牲掉一个岳飞来满足强势金朝的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非均衡形态的文明中,不仅弱势社会系统要染上强势社会系统的某些性格,而且,强势社会系统也会由于制衡力量的缺位而使自己出现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负面性格。例如,在上世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由于只有一个行政系统,就造成了行政上失意的高官们下台后无处可去(不能像在一个均衡的文明中那样,失意的政界人物可以自然地进入市场系统或理念系统去开辟另一个新天地),于是,要么自杀,要么外逃,要么入监。由此反过来又造成了行政系统内部党争、派争的严酷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像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那样。同样,在市场系统占绝对优势的长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城邦中,由于长期占据了垄断地位的银行家族力量过于强大,又不像现在的西方有政府出面去限制垄断,这就逼得与其竞争的其他银行家族采取最原始的暗杀手段来进行竞争了(例如对美第奇家族的暗杀行为)。当然,在理俗系统占强势的文明中,教派之间的冲突缺乏有力的第三方的出面调停,往往更走极端,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总之,在非均衡的文明中,不仅弱势系统不得不具有强势系统的某些性格,而且强势系统自身,或者出现一些本不该具有的负面性格,或者原本具有的负面性格由于缺少制衡而被进一步放大。由此,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一个文明社会均衡状态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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